文章核心观点 数字时代资本关系矛盾深化，平台资本通过算法霸权和数据垄断，实现了对劳动者剥削率的空前提升，重构了社会阶级结构，并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危机，中国的治理实践正通过算法监管和数据确权等方式进行应对和制衡 [1][15] 算法霸权的剥削机制 - 在网约车平台，算法通过动态定价截留溢价，高峰时段司机收入仅占乘客支付总额的58%，平台抽成最高可达42%，司机在溢价时段的时薪可能下降17% [3] - 算法对劳动过程进行严密监控与极致优化，美团骑手的剩余价值率高达380%，远高于传统制造业平均140%的水平，骑手时薪增幅仅为18%，而劳动产出提升了400% [4] - 特斯拉工厂的AI系统每秒分析2000帧工人动作图像进行合规评分，亚马逊仓储系统监控工人行走路径与拣货速度，将“泰勒制”管理推向数字极端 [4] 数据垄断与阶级重构 - 全球1%的主体控制着85%的数字资产，亚马逊AWS、微软Azure等云服务巨头控制了全球65%的云服务市场，发展中国家企业数据存储成本的73%作为“数字租金”支付给这些平台 [6][7] - 平台资本通过跨界并购形成生态闭环，例如亚马逊并购14个行业，利用算法锁定和数据网络效应放大“赢者通吃”效应，抑制市场竞争与创新 [7] - 中国国内数字鸿沟指数为0.38，西部农村网络渗透率仅为41%，尽管“东数西算”工程利用西部绿电优势降低算力成本（西部数据中心PUE可降至1.1，优于东部的1.25），但西部地区在算力收益分配中仅获得30% [8] - 社会阶级结构从传统的“资本家-工人”二元结构，演变为“数字寡头-算法附庸-数据生产者”的复杂图谱，原始数据生产者处于分配体系最弱势地位 [8] 技术异化与主体性危机 - 劳动者在算法监控下沦为“生物传感器”，其生物自我被迫适应高强度劳动节奏，其行为数据被捕获生成“数字分身”成为平台资本增殖的原料，劳动者对此毫无控制权，主体性被消解 [10] - 劳动者的抵抗形式从集体行动转向个体化、隐蔽性的策略，如外卖骑手的“刷单”、“挂机”或“躺平”哲学，反映了算法阻隔劳动者协作、制造原子化竞争的背景 [11] - 技术具有“药理学”双重性，区块链可能被资本收编为高耗能挖矿工具，AI可能通过算法霸权加深剥削，技术的后果取决于其嵌入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11] 中国的治理实践与应对 - 国家网信办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核心条款包括禁止算法歧视、要求数据溯源透明、强制建立人工复审通道，2025年新增算法审计制度要求平台季度披露歧视性参数修正记录 [13] - 深圳数据交易所探索“三权分置”模型，在法律层面确认数据来源者对原始数据的持有权及收益权（占70%），旨在动摇平台私有制垄断，构建更公平的数据生产关系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