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决策模式 -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模式高度集权且个人化，由特朗普及其一小群亲信推动，而将负责欧洲和北约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官员排除在外[1] -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旨在迅速执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但导致突如其来的声明和政策逆转，令外交官和盟友感到意外[2] - 这种决策模式已成为其第二任期的一贯主题，在格陵兰岛、乌克兰和叙利亚等事务中反复出现，将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专家边缘化[6][7] 格陵兰岛相关事件与影响 - 特朗普任命Jeff Landry为格陵兰岛特使，后者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将协助“让格陵兰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此举令丹麦政府和美国政府内部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措手不及[1] - 白宫副幕僚长Stephen Miller拒绝排除通过军事行动获取格陵兰岛的可能性，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随后在采访和社交媒体上强化了可能使用武力的言论，在华盛顿和盟友中引发困惑与恐慌[3] - 特朗普政府暗示强行夺取格陵兰岛、计划对盟友征收新关税并向丹麦施压，这些举动似乎完全由特朗普和亲信推动[1] - 国会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立法者对此感到焦虑，担心政府在未咨询国会的情况下推进重大军事行动，一些共和党议员甚至警告这可能引发潜在的弹劾调查[3] - 特朗普后来缓和了紧张局势，撤回了征收关税的威胁，并声称已与北约秘书长就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未来协议形成了框架[3] -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威胁损害了美国的信誉，让其在最亲密的盟友眼中变得不可信[5] 其他外交事务案例 - 在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中，特朗普特使及其女婿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会晤后提出了一份28点计划，但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高级官员并未听取相关简报[6] - 在叙利亚政策中，特朗普公开会见叙利亚总统并决定解除所有制裁，让许多美国官员措手不及，此后美国特使Tom Barrack成为政策主要执行者，国务院等部门官员几乎没有提出建议的空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