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2026年，特朗普政府将无限放大行政权力，以非常规的行政手段替代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其政策核心围绕解决“可负担性”问题、对外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及维持AI领先地位这“三支箭”展开，而这些政策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承担 [3][38][39] 对内改善可负担性 - 政策核心是直接控制生活成本以刺激K型经济中“过冷”的低收入群体，而非依赖美联储货币政策 [3][39][40] - 美国工薪阶层劳动收入份额在2025年第三季度降至历史最低的53.8%，减税或发钱会推高政府转移支付占比，加剧财政赤字压力 [6][42] - 最具争议的政策是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特朗普称此举基于当前1.2万亿美元信用卡余额和约12%的利率降幅，可节约居民部门1000亿美元利息支出，但该静态算法被指严重高估 [7][44] - 要求“两房”购买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降低房贷成本，并推出50年期抵押贷款，此举被视为“行政版QE”，旨在增加MBS市场需求并压缩房贷利差 [7][10][44][47] - 强制性信用卡利率上限可能导致银行因利差不足而减少对高风险人群的信贷供给，若未收紧整体流动性，资金可能流向其他领域，加剧通胀或资产价格压力 [10][47] - 当前“两房”分别持有约1250亿美元MBS，加上2000亿美元购买将触及4500亿美元持有上限，但该上限可被提升，成为重要的定向流动性释放渠道 [12][49] - 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加司法压力，试图影响货币政策，其潜在的新联储主席人选（如凯文·沃什、里克·里德尔）对资本市场“越来越友好” [12][13][49][50] 对外政策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 - 对外行动旨在攫取美国国家利益、选民关切与个人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核心目标包括获取能源、战略矿产等基本生存资源，并推行“美国国企化” [16][53] - 1月3日“绝对决心行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标志着门罗主义强硬回归，意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堡垒”，实现“以油维政” [16][53] - 觊觎格陵兰岛旨在满足个人政治标签及国家战略：获取稀土等战略矿产、建设潜在算力基座（利用低温散热）、控制缩短欧亚贸易的北极新航道 [17][54] - 对外谈判采用“极限施压”策略，如围绕格陵兰岛的关税威胁最终以“框架协议”收场，实现“无成本”获利 [17][54] - 信奉“实力求和平”，可能更多使用关税、AI资源控制乃至军事干预等手段，这可能增加黄金、比特币等资产的脉冲式事件冲击 [18][55] - 若威胁的边际效用递减，为配合中选选情，特朗普可能在核心议题上发出二次威胁，叠加与美联储的对抗，可能引发对美国资产的抛售、长端美债利率走高、黄金上涨及美股流动性压力 [18][55] 维持AI领先地位 - 特朗普要求AI企业建立“新的爱国精神和国家忠诚”，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例如限制AI数据中心用电挤占民用和传统工业电网配额 [18][19][55][56] - 对内托底K型经济与对外战略掠夺，本质上都是为了给AI发展营造可持续的宏观环境 [19][56] - 当前电脑及周边设备占设备投资比重已持平科网泡沫时期的通讯设备比重，数据中心占广义结构投资的比重也在快速上升 [19][56] - 截至2025年末，私募信贷对AI企业的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更多私募信贷基金持有AI相关敞口，但相关贷款的信用利差并未与其他贷款类别明显区分，显示风险定价可能不充分 [22][59] - AI热潮的持续性取决于企业能否兑现极高的盈利增速预期，目前股票价格涨幅远超债券定价水平，这种割裂可能通过股价大幅回调来平衡风险溢价 [24][61] 政策成本与影响 - 特朗普的行政干预政策（如价格控制、利率上限、削弱央行独立性）在本质上与极左翼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相似，表明政策服务于经济现状而非政治意志 [24][61] - 行政命令强行压制利率会导致配置扭曲，被压抑的成本将转化为未来的通胀、违约风险及更高的系统性波动 [25][62] - 所有政策红利的成本将由越发沉重的美国债务、不断透支的地缘政治信誉以及更加分化的经济表现来承担，最终由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共同支付 [2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