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冷战结束30多年来，美国移民问题的性质已从一个社会治理议题演变为关乎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战略问题，其影响从国内外溢至外交和国际战略竞争领域 [1][4] - 美国移民政策转向“移民现实主义”，即人口流动被战略性地用于服务国家利益，具体手段包括“善意措施”、“对抗性措施”和“竞争性措施” [6][7] - 美国将移民问题安全化、外部化，作为外交工具对邻国和“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施压与胁迫，以转嫁国内矛盾 [5][8] - 美国强硬、单边且碎片化的移民政策正对其国内移民群体、国际关系、全球领导力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负面影响 [10][11] 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战略转向 - 上世纪90年代，移民政策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的议题，例如《1990年移民法案》鼓励投资和高技能人才移民 [4] - “9·11”恐袭后，移民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2002年通过《国土安全法》并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加强边境管控 [4] - 特朗普执政以来，移民问题跃升为国家身份认同和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阵地，“终结大规模移民时代”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列为首位优先事项 [4] - 政策转向排他、精英化、安全化的主权优先型控制体系，具体体现为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大规模驱逐、设置人才壁垒、偏向高技能移民以及退出相关国际组织和论坛 [3] “移民现实主义”的战略运用 - “善意措施”：例如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联合支持乌克兰”计划，向乌克兰难民提供简化移民程序，体现战略意义 [7] - “对抗性措施”：包括诱导敌对国家居民外流以令其难堪、推动对手国家“人才外流”以削弱其能力、限制旅行权利、惩罚在美侨民以及培训移民针对原国家采取行动 [7] - “竞争性措施”：例如以关税威胁迫使墨西哥在其北部边境部署约1万名国民警卫队和军人，以阻挡赴美移民 [7] - 这些手段揭示“移民现实主义”趋势，即人口流动被用于服务国家自身利益，有别于早期全球化的“权利”框架和反恐时代的“安全”叙事 [7] 移民政策的外交工具化与外部化 - 总统通过行政令推行单边移民改革，易引发与移民来源国的外交关系紧张 [8] - 选举政治将移民问题与外交议题捆绑，以争取国内选民支持，进而将国内管控压力转化为对移民来源国的经济胁迫 [8] - 借助法律“长臂条款”和司法“长臂管辖”，将移民法规管辖范围延伸至海外，在遣返过程中无视他国主权与司法权 [8] - 升级运用“第三国遣返”手段，常以经济补偿或外交压力（如关税威胁、旅行禁令威胁）为交换条件，被批评为将移民处理压力“外包” [8] 政策影响与后果 - 使在美移民群体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华人群体的忠诚度易遭质疑和审查，威胁其生存、就业、职业发展和身份认同 [10] - 持续向邻国转嫁移民压力，削弱与加拿大的互信，恶化与中南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10] - 无视法律程序、漠视人道主义、逃避国际责任的做法，正透支美国实力与信誉，大幅削弱其全球领导力与号召力 [10] - “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模式挑战了二战后基于规则和多边合作的国际秩序，可能对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产生示范效应 [10] - 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如军事干预、经济制裁、不平等贸易）在国际上制造贫困、动荡和冲突，最终以移民和难民潮形式反噬美国社会，激化其内部矛盾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