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的悲观情绪已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这种情绪通过削弱政策效果 扭曲政治决策 抑制投资和消费 助长零和思维及削弱财政纪律等方式 形成自我强化的增长拖累 各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提振社会乐观情绪以推动经济发展 [1][2][4] 悲观情绪的全球表现与数据 - 美国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低位 欧洲整体经济信心指数已连续3年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1] - 一项覆盖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欧盟国家及日本共2.7万名选民与企业领袖的调查显示 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下一代生活将更艰难 且现有制度资源明显向富人倾斜 [1] - 另一项覆盖近6万人的国际民调显示 英国和日本的经济悲观者数量约为乐观者的两倍 在德国 悲观者与乐观者的比例接近12比1 [2] 悲观情绪对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 - 悲观情绪导致家庭与企业推迟高风险决策 形成“不确定性冲击” [3] - 尽管美国GDP保持增长 但其招聘人数和离职员工数量的比例较疫情后的峰值低了约1/3 劳动力流动放缓拖累整体效率 [3] - 欧元区2025年的家庭储蓄率高达15% 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 [3] - 信心不足可能与生育率走低 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等社会变化相关 [3] 悲观情绪催生的“零和思维”及其政策影响 - 普遍认为经济体系“不透明”助长了“零和思维”的传播 即认为一方收益必然以另一方损失为代价 [3] - 零和思维者更支持将政策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财富再分配和保护 [3] - 研究显示 零和思维者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更严格的边境管控 [3] - 在美国青年调查中 认为人工智能“摧毁机会”的人数是认为“创造机会”的3倍以上 [3] - 在一项跨国调查中 七成受访者支持对人工智能企业实施严格监管和重税 [3] - 其结果可能形成承诺保护财富却削弱增长的“堡垒型经济” [3] 悲观情绪对财政纪律和政治生态的削弱 - 当选民对未来缺乏信心时 对短期痛苦的容忍度下降 使财政紧缩等政策难以为继 [4] -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财政紧缩的成功 得益于社会普遍相信牺牲终将得到回报 [4] - 2010年后 南欧国家在经济停滞中推进财政整顿遭遇强烈抵制 [4] - 情绪低落的选民更倾向奖励“缓冲冲击”的政策 而非节制 导致赤字居高不下 通胀更难控制 [4] - 对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之一是被悲观情绪塑造的政治生态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