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与政策部署 -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力量 [1] - 国家已全面部署“人工智能+”行动，旨在加快构建“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1] - 智能经济是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赛道，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去”是智能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8] 人工智能对经济与产业的深远影响 - 人工智能将对产业、社会带来多层次的影响，技术替代终将催生新需求与新职业 [2] - 人工智能的冲击通过三个层面重塑经济：产业内部的新旧企业更替、产业结构重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社会层面的收入分配变化 [4] - 历史规律表明，技术冲击必然催生新产业与新需求，旧产业消亡与新产业诞生相伴相生 [5] - 人工智能的产业价值不仅在于自身产业链，更关键是对各行业的赋能带动作用，即延伸其“价值长链” [7]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与基础设施 - 大模型正从语言交互向“能说会做”升级，未来突破在于实现“预测世界下一状态”，从理解语言延伸到实际操作 [2][7] - 技术架构统一与原生多模态融合正大幅降低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成本，推动其从专家工具转变为普惠性基础设施 [7] - 人工智能智能体运作模式类似人类团队，通过核心智能体统筹多个专项智能体协同作业，实现智能能力规模化输出 [7] - 算力资源目前存在较大制约，但未来有望像水电一样实现普惠化供给，大幅降低应用门槛 [7] - 各地城市的算力调度平台、智能应用机构已逐步发挥效能，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7] 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与消费结构变迁 - 回顾工业革命历史，全球人口从8亿增至80亿，就业总量同步增长，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需用发展眼光看待技术进步 [4] - 随着工作时长缩短，人类闲暇时间增加，催生了旅游、健身、宠物经济等精神文化与体验类消费需求，这些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制的“人性维度” [5] - 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印证了当物质消费饱和后，服务业消费具有无限增长潜力，这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的核心原因 [5] - 部分产业对人力需求下降的同时，新的就业需求会在其他领域增长 [5] 人工智能治理与风险平衡 - 需通过完善治理平衡创新与风险，依托制度优势化解技术冲击带来的社会矛盾 [2] - 2026年被业内视为人工智能从技术演示迈向规模价值兑现的分水岭，若无法实现商业化闭环，高昂研发投入将难以为继 [8] - 人工智能风险分为三类：恶意滥用风险、技术内在缺陷风险（如人工智能幻觉）、系统性社会风险（影响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8] - 治理需在创新和规范间寻找动态平衡，各方要遵守合规底线、加强安全能力建设，秉持“科技向善”理念，通过产学研协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9] - 需通过科学的技术治理平衡利益格局，弥补受技术冲击群体的损失 [10] 中国在智能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与策略 - 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的两支主力军，竞争优势取决于技术领先性和应用扩散能力 [8] - 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必须走向全球，在起步阶段就坚持高标准、高信任水平，做到可知可控可用可靠，建立“数字信任”是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保障 [8] - 中国有望在全球智能经济竞争中实现领跑，华为、腾讯、百度等企业已积累深厚技术 [10] - 国家应扮演“智能经济神经系统”搭建者角色，打通企业间技术壁垒，避免生态割裂与重复建设 [10] - 从全球竞争角度看，原始创新并不决定最终力量，真正重要的是应用转化和应用规模，中国拥有超强的应用能力与技术发展的应用导向优势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