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区域布局成效 - 战略协同性显著增强，核心增长极引擎作用凸显：2021-2024年间，中央企业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区域的累计投资额占其全国总投资额的比重超过52%，投资高度集中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端服务业[5][6] - 区域分工格局初步显现，梯度发展态势正在形成：形成“东部引领、中西部补链、东北振兴”的梯度分工，东部地区国企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全国国企研发总投入的比重长期保持在68%以上，中西部地区国企2024年能源产业产值占全国国企同行业总产值的41%[7][8] - 产业梯度转移有序推进，跨区域联动合作取得突破：2021-2024年间，由东部地区国企主导或参与、落地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项目超过3000个，累计创造超过120万个就业岗位，转移模式向“产业转移+升级”转变，相关园区累计引入配套企业近2000家[9][10] “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区域布局困境 - 发展不平衡：“量”与“质”双重失衡：东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达21.16万家，占全国总量的59.2%，资产总额218万亿元，占比62.3%，而中西部12省区市国企数量总和仅为东部地区的25.6%，资产总额占比14.9%，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为5.1%和6.3%，东部地区国企研发投入占全国国企研发总投入的72.1%[12] - 创新要素“东强西弱”格局严峻：全国超过70%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密集分布于东部沿海，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聚集全国约60%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研发经费，中西部部分省区国企研发投入强度多数低于1%[13] - 特殊类型地区国企发展陷入系统性困境：2023年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2%，部分地方国企长期亏损依赖财政“输血”，沿边、革命老区、生态脆弱区县域国企呈现“空心化”态势[14] 发展不协调与效率损耗 - 产业同构与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耗散：超过20个省份将新能源汽车列为千亿级主导产业，2024年全国国有企业涉及的装备制造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4.5%，部分省份低于70%[15] - 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存在“匹配错位”：部分重点开发区域国企仍沉溺于钢铁、化工等传统产能扩张，部分生态脆弱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存在高强度、高污染的开发活动[16] - 陆海统筹发展失衡，“蓝色经济”增长极培育不足：2024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海洋经济相关产值仅占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的28.7%，其中中央企业贡献占比不足15%[17] - 区域协同机制虚化，“行政区经济”壁垒阻碍要素流动：2024年全国国企跨省重大合作项目数量占其全部重大项目的比例仅为18.3%，其中东部与中西部国企深度合作项目占比不足10%[18] 导致布局困境的原因 - 战略与体制层面：顶层统筹协调不足，跨区域协调机制存在短板，属地管理为核心的国资监管体制内生出强化区域壁垒的激励[19][20] - 发展与认知层面：部分地方政府和国企发展观、政绩观存在偏差，热衷追逐短期热点导致同质化布局，2024年全国国企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2.3%，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的平均水平[21] - 政策与市场层面：区域政策体系精准性不足、协同性不够，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滞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面临障碍[22][23] “十五五”时期优化路径 - 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国有资本空间规划与协同治理体系：制定实施《国家国有资本空间布局中长期规划》，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设立常设性区域布局协调办公室，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并改革国企负责人考核机制[24][25] - 创新基于功能分类的差异化治理与考核引导机制：实施与主体功能区完全挂钩的国企分类布局与考核，建立“创新要素赋分”的资源配置机制[26][27] - 以产业链治理思维深化区域战略协同与产业合作：推行“链长制”下的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升级产业转移合作模式为共建“嵌入式”产业集群，并设立“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基金”[28] - 强化国土空间格局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开展国企布局的“双评价”与空间合规性审查，引导国有资本深度参与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9] - 培育陆海统筹的蓝色经济增长极：实施“蓝色国资”倍增计划，设立国家海洋产业投资基金，集中力量建设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经济示范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