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体系解体、能源危机叠加高通胀冲击，在当时被广泛视 为全球经济协调能力的严重倒退。但事后看来，那更像是一轮规则转换的阵痛期，而非国际分工的终 点。正是这些历史片段反复说明：全球化真正面临的风险，从来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能否在冲突之后， 形成新的制度和治理方式。 将这一历史启示对照当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阶段的关键变化所在。与以往多次全球化调整期相 比，今天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权力结构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规则体系的重构速度。新兴技术迅速扩 散，大国实力对比发生调整，而既有规则体系却仍然建立在上一轮力量格局之上。这种错位，使得规则 本身逐渐成为博弈对象，而不再只是博弈的中性框架。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国更倾向于优先确保自身安全与议价能力，再考虑制度性合作。这并不是对规则的 否定，而是一种"先能力、后规则"的现实选择。达沃斯会场中频繁出现的交易化语言，正是这种选择在 话语层面的自然体现。但同样需要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制度、规则将被彻底抛弃。恰恰相反，越是在既 有规则失灵的阶段，各方越会在新的层级、议题和区域范围内，尝试重建可控、可预期的合作机制。 因此，如果必须对当前阶段的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