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与胡适的学术交往 - 1921年秋，徐旭生入职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胡适成为同事，围绕哲学学术活动频繁交往[3] - 1922年，针对胡适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徐旭生发表《天问释疑》进行学术切磋，认为《天问》体裁独特，其包含的100多个疑问体现了大胆怀疑的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4][5] - 1925年2月，徐旭生与胡适、梁漱溟等28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会，徐旭生在发言中赞同胡适为学生开出的参考书目，并呼应其“整理国故”的主张[6] 关于抗战主张的“和与战”论争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旭生与胡适在应对日本侵华问题上持截然不同意见，徐旭生主张坚决抵抗，步步为营，而胡适主张依托国际联盟与日本进行政府间交涉[8] - 1933年初热河沦陷后，徐旭生写信给傅斯年与胡适，重申自己是“彻始彻终的主战派”，呼吁主张坚决的战争，并批评主和言论[9] - 胡适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等文章中明确表示反对作战，主张中国应“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并认为可以等候五十年[10] - 徐旭生反对胡适对主战派的申斥，认为国难当头应停止无结果争论，要紧的是行动[10]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事务中的协作 - 1927年5月开启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持续六年多，在地质、地理、考古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尤以居延汉简等重要发现[12] - 作为考察团中方团长及理事会理事，徐旭生是科考成果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织者，1931年2月曾在北平举办古物展览会，轰动全城[12] - 胡适于1935年增补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曾力助居延汉简的安全转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理事会成员赞赏[13][14] - 1947年11月5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改组，胡适、徐旭生等14人当选理事，其中胡适、徐旭生等5人为常务理事[13] - 1948年，胡适与徐旭生等人联名上呈教育部，申请补助1948年度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以继续科考资料研究[14][15] - 1948年9月15日，徐旭生致信胡适，转述理事会意见，希望将存于美国的万余枚居延汉简运回北平整理研究并出版[15] - 1949年11月，徐旭生等人联名致函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接管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材料，相关移交工作于12月结束[16] 其他社会活动与交往 - 1929年，徐旭生在家宴请胡适，讨论北大教育问题，徐旭生热烈赞助胡适提出的将北大改为研究院的计划[7] - 1931年12月17日，徐旭生等人祝贺胡适40周岁生日[7] - 1933年1月，徐旭生与胡适均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社执行委员[11] - 1934年9月，徐旭生主持的陕西宝鸡考古出土文物展出，胡适应邀参观两小时，之后二人在胡家继续交谈[11] - 1937年1月，胡适批评徐旭生在《民众周报》上发表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见解“浅薄荒谬的可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