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核心事实与资金流向 - 北京某公证处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立对公账户，截至2018年6月，账户内存款本息合计达1.8亿余元[1][3] - 公证处动用该1.8亿元存款购买大连银行理财产品，但产品到期后银行未能兑付，公证处发现账户实际余额仅剩余44万余元，资金已被擅自划转[1][3] - 自2014年起，涉案账户资金未经授权被转出，其中2014年12月31日至2016年4月6日期间，向公证处其他银行账户转出4笔款项共计1.9亿元[3] - 2014年1月2日至2017年9月7日期间，涉案账户与九家企业及罗某某、霍某某的个人账户存在多笔不明资金往来，部分企业由罗、霍二人控股或参股[4] - 截至2017年9月7日，涉案账户余额仅剩余448,296.25元，此后基本无交易，直至2020年8月21日销户[4] 银行操作与内部人员关联 - 涉案账户开立第五天，犯罪嫌疑人冒用公证处会计刘某某身份，持伪造的申请材料从银行骗取了网银加密设备，当时账户内已有4000万元资金[6] - 领取设备两天后，犯罪嫌疑人将4000万元近乎全额转出，此后四年间又以相同手段四次领取网银设备、办理变更手续，并篡改了公证处预留的联系电话[6] - 关键人物罗某某曾系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负责人及业务四部负责人，霍某某系罗某某之母，李某系该行客户经理[6] - 银行在一审中称罗某某已精神失常并失踪，同时认可李某曾为其工作人员但已离职[8] 证据争议与司法鉴定 - 公证处主张外部转账均未经授权，并提交了32张存款利息回单、19张对账单及两次理财相关文件，称所有证据均由客户经理李某上门提供[7][8] -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否认全部证据真实性，经司法鉴定，文件上的银行转讫章印文与样本不符[8] - 银行主张理财文件及对账单上的业务受理专用章系伪造，但以无此印章为由无法提供比对样本[8] - 二次鉴定结果显示：公证处公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人名章真实；所有“刘某某”签名均与样本不符，印证身份被冒用[8] 法律程序与责任认定焦点 - 一、二审法院认为案件涉嫌重大犯罪，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审理，裁定驳回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8] -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原裁定，明确民事争议（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涉嫌刑事犯罪（冒用身份、伪造材料划转资金）并非“同一事实”，应分开审理[10][11] - 最高法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指出银行不能以“先刑后民”为由规避自身合规与监管责任[12] - 银行在庭审中辩称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网银开通等材料均加盖公证处有效印章，资金流转应属公证处自身操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