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战后欧洲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并非自然形成或结构必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的政治策略、制度构建和同盟管理刻意构建的成果，其关键在于将潜在的破坏性力量嵌入可预测、可管理的制度框架中[1][13] 美苏博弈与德国问题的处理 - 德国问题是战后欧洲秩序的中心，美国与西欧国家放弃了彻底削弱德国的短期方案，以避免其重陷“凡尔赛情结”[4] - 解决方案是赋予联邦德国独立自主与平等的地位，但将其整合进欧洲一体化和北约多边主义框架中，实现“参与而不掌控”，这是一种“双重遏制”策略，同时制约德国和苏联[5][6] - 德国接受此安排是因为其获得的有限权力是真实的，西欧整体在北约决策中拥有实际影响力[7] 美国的欧洲战略与同盟管理 - 美国外交思想家乔治·凯南主张以非对称方式应对苏联，将西欧视为整体并促其自主，以减轻美国负担[7] - 总统艾森豪威尔支持西欧联合独立，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大权力核心，反对让欧洲保持虚弱和分裂以方便美国支配的观点[8][9] - 美国通过多边主义姿态而非霸权附庸关系来构建秩序，刺激了欧洲人的积极性，此做法也得到了苏联的默许，因为北约体系实质上解决了苏联担心的德国威胁问题[7][9] 核共享机制的政治设计 - 核武器在欧洲的作用首先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是美国战略撤退前政治与军事安排的关键一环[10] - 为避免同盟信任危机，美国认为必须与欧洲盟友分享核武器控制权，提出了“核共享”而非“核转让”的概念[11] - 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了三项核共享策略：建立欧洲统一核力量、在北约储备核武器并由美国保留名义控制权、让欧洲参与北约核决策机制[11] - 北约核储备计划中，有多达500枚核武器部署在欧洲盟国基地，监管松散是刻意为之，旨在让欧洲国家在名义上感觉拥有控制权[12] - 核共享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机制和秩序管理工具，让欧洲国家相信自己是秩序的一部分，具有真实意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