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杨斌教授在第二届S大会“前沿研究”分论坛上提出，基金会和公益慈善机构应鼓励以好奇心驱动的科研探索，而非以好胜心和短期实用为导向，这对于塑造创新型文化、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至关重要 [1][18] - 核心论点可概括为：好奇心比好胜心更重要，探索比收敛更重要，玩比赢更重要，探索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通向实用结果的工具 [1][6][18][24] 基金会与科研资助导向 - 与企业研发合作追求有指向、明确的短期至中期技术产出不同，基金会和公益捐赠的导向尤为重要，应更多支持非共识性的自由探索和长期才能看到或可能看不到的基础领域 [2][19] - 尽管目前此类支持的总额还不大，但初始阶段的觉悟深刻影响着未来发展的样貌，经费支持的“奖励函数”会对学者的人、风气和驱动力产生持久影响，一旦形成则难以扭转 [2][20] - 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已促成一些鼓舞人心的变化，但需持续扎实地推进，避免过早宣布成功 [2][20] “无用知识”的深层价值 - 引述了1939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的文章《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该文章常被用来论证基础探索最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产业贡献，即“无用终大用” [3][21] - 但文章更深层的意涵常被忽略：弗莱克斯纳极力呼吁废除“有用”的概念，主张思想探险的自由本身比最终的实际用途更重要，某些“浪费”是思想解放的必要代价 [4][22] - 追随好奇心进行研究，其过程本身散发的品味、趣味与自由精神就具有自在价值，探索本身即有意义 [4][22] 好奇心驱动创新的原理 - 好奇心更接近第一性原理，能让研究者以全新视角看待现象，带来迥异的解法，并将研究带入“无人区”，展开“无限游戏” [5][23] - 原始创新与从零到一的原动力，在于在不被主流看好的地方开疆破土，为可能失败的探索担当“父母”，而非在已有“赛道”上追求至善尽美 [5][23] - 好奇心早在从零到一之前就已生长，存在于许多被否定的“错”、“乱想”和“瞎折腾”之中 [5][24] 激发与保持好奇心 - 好奇心的保有与年龄、经验可能呈负相关，但本质取决于心智的开放程度，而非生理年龄或成名与否 [6][24] - 激发已成为终身教授的学者的好奇心是一个挑战，可通过发掘学者作为“完整的人”的其他“斜杠”属性来激活其未被开发的创造力 [6][24] - 即使在当前火热的AI科研领域，聪明的投入（包括资金）仍应鼓励好奇心，AI研究可能连丘吉尔所说的“可能是序章的尾声”都还未到 [6][24] 教育、文化与生态建设 - 好奇心最应在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得到褒奖，AI对教育的重要改变应是打破工业时代形成的标准化教学模式，降低对难度、熟练度和整齐划一的要求，为好奇心和探索家精神留出空间 [7][25] - 从文化和生态上，需要对因好奇心而产生的各种异样行为尽量包容，不以“顺眼”为标准，要容许“说梦的痴人”和“好高骛远”，欣赏技术起步阶段的“丑陋” [7][25] - 需要形成一种不以胜败论英雄、崇敬即使失败告终的探索行为的文化 [7][25] 历史案例：达特茅斯会议 - 1955年，约翰·麦卡锡等四位学者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提案》，申请13，500美元资助，用于举办为期2个月的人工智能研讨会 [9][10][27] - 基金会评审人莫里森博士认为提案内容庞大复杂、目标不够聚焦、“难以清晰领会”，但鉴于其长期挑战性，最终决定资助申请经费的一半，即7，500美元 [14][15][30] - 莫里森在回复中未使用“人工智能”一词，而是用了“思维的数学模型”，因为“人工智能”在当时是首次出现、闻所未闻的新词 [15][31] - 凭借这笔减半的资助，1956年夏季，30多位学者参与了达特茅斯会议，AI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被视为基金会着眼长远、支持好奇心的典范 [16][31] 对基金会行业的启示与挑战 - 长期坚持对好奇心的“奖励函数”，将带来人、风气和驱动力的变化，促使人们讨论有趣的新主意，热爱科技，并找到全球性的志趣相投的社群 [8][26] - 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前沿、有趣、基础、非共识研究，是给基金会和公益机构治理提出的实际挑战，因为治理通常追求看得清楚、定得明白的目标 [8][26] - 基金会和公益慈善同道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莫里森博士”，关键在于自身也保持好奇，并愿意鼓励好奇 [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