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债市场冲击与“高市冲击” - 2026年1月20日，日本4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4%，创2007年发行以来最高，30多年来首次在各期限主权债券中出现此水平，当日10年、20年、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均创史上或三十年来新高 [1] - 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反映了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日本央行在多重目标约束下将继续谨慎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 [1] 日本财政状况与债务水平 - 日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在2024年底达到237%，为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最高，2025年9月末该比例仍有179.5% [2] -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推出“扩张财政+减税纾困”政策组合拳，同年11月批准总规模达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新冠疫情以来日本最大规模 [4] - 2026年1月19日，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加快探讨减税，拟在两年内将食品类商品消费税税率降至零，次日国债市场遭受猛烈冲击 [4] “高市冲击”的成因分析 - 减税计划动摇了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及财政纪律的信心，市场预估每年将造成约5万亿日元税收损失，但政府未明确如何弥补财政收支缺口 [5] - 长期国债收益率侧重对通胀预期和财政风险的定价，2026年1月，20年、30年和40年期与2年期日债收益率差分别较2024年12月上升了0.64、0.66和0.48个百分点 [5] - 野村证券警告日本债市正面临类似英国“特拉斯冲击”的“高市冲击”风险 [4] 日本央行政策与市场供需失衡 - 日本央行于2024年3月宣布退出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随着购债规模缩减，其持有日债占比逐步下降 [7] - 截至2025年9月末，外国投资者持有日本短期国债余额76.5万亿日元，约占存量规模的54.4%；持有日本中长期国债余额69万亿日元，约占存量规模的6.6% [8] - 2023年末至2025年9月末，日本央行、外国投资者、人寿保险公司持有日债占比分别回落3.7、1.2和2.0个百分点 [8] - 需求不足导致市场流动性稀薄，2026年1月20日超长期国债交易金额仅有2.8亿美元 [8]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困境与权衡 - 自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政策以来，日本央行已累计4次上调政策利率，目前政策目标利率升至0.75%，创三十年来新高 [10] - 2026年1月23日，日本央行维持政策利率不变，但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将在特殊情况下灵活开展债券购买以稳定市场 [10] - 日元汇率持续走弱或推升日本央行加息压力，2025年6月初以来，日美利差与日元汇率相关系数由负转正，为+0.846，即利差收窄伴随日元同步贬值 [11] -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日元对美元非商业净多头持仓规模自2025年5月以来持续回落，到2026年1月底重新跌回净空头区间 [13] 财政压力与金融稳定的双重掣肘 - 日本政府2026财年预算案中用于偿还国债及利息的国债费高达31.3万亿日元，显著超出上财年的28.2万亿日元，约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四分之一 [16] - 财政负担高企及国债市场剧烈波动，正从付息成本约束与金融稳定风险双向掣肘日本央行加息节奏 [16] - 2026年1月23日，关于纽约联储询价日元汇率的报道引发日美联合干预猜想，当天日元升值1.74%，创5个月来单日最大涨幅，到1月30日，日元汇率较1月23日进一步升值了1.74% [17] 全球影响与主权债务风险 - 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或加剧全球债市波动，加大套息交易逆转风险，进而引发更广范围的全球资产抛售 [18] - 2026年1月20日，在日本国债市场震动的同时，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等新兴市场债市也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抛压 [18] - 截至2026年1月29日，40年期日债收益率收在3.66%，较1月20日回落24个基点，20年和30年期日债收益率也分别回落了15和20个基点，但收益率仍处相对高位 [18] - 2025年以来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超长期主权债收益率均创下历史高点，反映了全球主权债市场正步入负反馈循环 [20]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高企，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可能导致更广泛金融环境的收紧并加剧市场波动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