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与战略心态的转变 - 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基础已从霸权稳固时期的从容强势，转变为对自身国际主导地位衰落的强烈焦虑[4] -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心理层面，动摇了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假设基础上的帝国秩序[4] - 美国的战略视野因此变得扁平化，每个地区都成了前线，所有问题都被视为安全议题[8][9]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 - 中国被美国视为导致其系统性焦虑的核心原因，在美国的战略构想中一直占据中心位置[4] - 美国的众多行动，从地缘政治到科技产业，均被纳入一个“单一的、遏制中国的”叙事之中[4] - 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将中国描述为系统性挑战，但往往缺少清晰的优先顺序或足够的实证支持[8] 跨大西洋联盟（北约）的内部矛盾 - 格陵兰岛事件暴露出欧洲自主性的脆弱、北约制度逻辑的松动，以及美国对自身地位的强烈焦虑[3] - 北约日益趋向于成为一种美国向欧洲盟友转嫁战略风险的风险转嫁机制，而非真正的共同政治项目[10] - 联盟关系不再被视作政治共同体，而是被重新定义为管理美国风险的工具，盟友更多地被看作成本负担，而非战略财富[9] 美国与盟友关系的交易化 - 合作的语言逐渐被交易的语言取代，盟友必须接受“谈条件才能上桌”[5] - 盟友不再被视为共同秩序的构建者，反而常被看作负担，比如对美国的忠诚度不足、欠缺感恩、不够顺从[4] - 美国在保持冲突升级控制权的同时，正不断推动盟友承担更多风险，例如要求北约成员国持续增加国防开支、供应武器装备并承担前线责任[10] 美国外交行为的具体表现 - 在格陵兰岛事件中，美国通过北约斡旋达成“框架协议”，获得对划设军事区的扩展控制权及战略资源开采权，而将格陵兰人排除在谈判之外[3] - 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表明，美国已不再费力掩饰其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体现了一种“半球主义”信条——即他国主权必须为自身的战略便利让路[11] -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困境，核心问题已从“如何取胜”转向“如何在避免被视作失败的前提下退出”，这令人联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类似困境[9] 欧洲的困境与反应 - 欧洲真正的软肋在于心理上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而这种保障如今已充满附加条件与轻蔑意味[14] - 欧洲精英们深知自己在美国眼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却仍近乎绝望地试图拉住美国，构成一种尴尬的悖论[14] - 欧洲在口头上表达抵抗，在实质问题上却步步退让，如格陵兰岛事件中将声称要捍卫主权的格陵兰人排除在决策之外[14] 俄罗斯的战略应对 - 俄罗斯采取了异常克制的策略，选择让西方矛盾自行暴露，而非主动升级对抗，其战略旨在揭露北约内部裂痕并加速其衰朽[16] - 俄罗斯以近乎“无为”的姿态，让美国的焦虑与欧洲的依赖自行发酵，每一次盟友分歧事件都在扩大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16] 国际秩序与未来展望 - 大西洋联盟作为昔日美国霸权的制度化身，如今已分崩离析，北约正被逐渐空心化，在无人知晓如何替代的窘境中勉强存续[17] - 西欧主要国家陷入两难困境：一边是继续依赖日渐衰落的跨大西洋力量，另一边是必须主动与中国达成某种和解，并与俄罗斯探索可持续的共存之道[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