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与舆论环境 - 民国初年北京官僚政治色彩浓厚，官气弥漫于政界、教育界和新闻界，城市充满污浊空气 [1] -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新闻界一度出现复苏气象，复刊和新办报纸达七十多家，但大部分报纸仍沦为政党工具或谋利机关，了无生气 [2] - 北京的政治气候和格局深刻影响知识分子言论事业，李大钊等人依托报刊参与思想文化建设，但因政治纷争或思想分歧屡次被迫离职或刊物停刊 [2] 北京大学与教育革新 -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扭转学生升官发财思想，并大力发展文、理两科 [5] -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实现了“校与刊”的结合，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动力 [5][6] - 北京大学改革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吸引了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等新式知识分子加入，各种学生社团涌现并于1917年11月16日创刊《北京大学日刊》 [7][12] 《新青年》与文学革命 - 《新青年》创刊时申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多从原理和价值观层面讨论问题 [6] -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次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引起广泛反响 [6] - 至1918年，《新青年》几乎完全与北京大学融为一体，作者多由北京大学师生构成，借助于大学资源从思想文化根本处重新锻造政治理解 [12] 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影响 - 以北京大学及周边（东城）和教育部及周边（宣武门）形成了两处新的文化空间，为陈腐的北京城带来新鲜亮色 [7][8][12] - 教育部中的新力量，如1916年8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提倡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合法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并为后来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合流埋下伏笔 [10][11] - 新式知识分子从依托新闻界转向为大学所吸纳，找到了新的舞台，通过新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空间聚集的能量，即将改变中国的文化版图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