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资产缩水与债务高企问题，两者叠加形成了“资产收缩—债务扩张”的错配风险，导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并可能引发金融体系不稳定 [3][5] - 解决当前复杂的债务问题，不能依赖中央政府财政主导的传统模式，而需转向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增资减债”新思路，通过盘活土地房屋等存量资产和建立债务市场化化解体系来修复宏观资产负债表 [10][19] 债务及资产保障平稳问题比较严峻 - 宏观经济负债率高且规模大：2025年底，统计标准内的居民、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总债务杠杆率约为325% [3][16] - 还本付息压力巨大：2025年应还利息额为21.3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5.27%；根据不同还款期限估算，2025年还本付息额在13.76万亿至41.27万亿元之间，占GDP比例在25.10%至44.75%之间 [4][16] - 未来增量债务压力显著：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同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过大导致行政事务支出缺口，这两项构成未来主要的增量债务压力 [4][5][16] - 保障债务的资产存量不足且在缩水：可交易性不动产存量约为422万亿元，且高度集中于城镇住宅和商服楼宇，其价格持续走低并预计未来五年继续缩水 [5][17] - 资产端范围狭窄：大量城乡土地（如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国企闲置用地）因制度限制难以交易，未能资产化 [5][17] - 经济陷入修复资产负债表式下行：国民经济运行呈现还债大于收入、储蓄大于投资、存款大于贷款的特点，消费与生产资料价格低迷，GDP增速放缓，核心原因是负债扩张速度远超GDP和不动产规模增长 [5][17] - 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挑战：债务/GDP、债务/不动产、政府债务/GDP等指标已超过80%风险线，接近或超过100%脆弱线，偿债能力指标态势严峻 [6][18] 资产与债务重组的复杂性 - 债务结构比“九五”时期更为复杂：本轮债务涉及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显隐性债务、地方国企和房地产企业负债、房地产企业与居民间的契约义务，以及政府国企拖欠民企形成的“三角债”，债务链条长、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 [7][18] - 中央政府财政主导化解债务的模式已不可行：当前债务存量规模庞大，每年生息数额大，而新增收入水平低，仅靠中央财政投入化解债务是杯水车薪 [8][18] - 债务重组面临多重两难困境：政策上面临既要增税维持财政运转又要减税刺激经济，既要放开土地交易增加资产又需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 [9][19] 资产与债务重组的对策建议 - 放开土地房屋交易，建立市场化机制：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赋能”，允许城市居民和企业购买或租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取消行政招拍挂，实行协议出让和流转；城镇工业商业房产推行产权分割登记并降低交易税费，建立多层级的交易平台 [11][20] - 盘活闲置资产与烂尾工程：实施“烂尾工程清零行动”并纳入考核，对相关税收“应免尽免”，引入社会资本，优先保障“保交楼”；推动国企闲置土地资产证券化或交易；改造地方政府闲置资产用于养老、文创、保障房等公共服务 [11][20] - 建立债务市场化化解体系：允许资不抵债且无还款希望的企业破产退出；设立化债公司进行债务托管和重整；促进债转股，建立区域性债权交易市场和信息撮合平台，发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12][21] - 严控新增债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预算硬约束”，举债规模与财政收入挂钩；国企设置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利息保障倍数不低于1.5倍的红线；居民房贷实行差异化管控以抑制投机；建立全国债务风险监测平台 [12][21] - 建立现代财政预算制度，强化债务纪律：将一般预算与建设性预算彻底分离；设置债务还本付息支出不得超过当年一般预算收入10%的红线；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制度并每年报告；推行“债务终身追责制” [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