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阶段划分 - 2001-2011年为“增长奇迹期”，政府GDP增长目标设定在7%-9%区间，但实际增长率远高于目标，尤其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保持了约10%的增长率[3][5] - 2012-2025年进入“新常态期”，GDP增长目标从7.5%下调至5%左右，经济发展模式从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政府短期政策以稳定为优先，不再追求高速增长[11] 增长奇迹期的驱动因素 - 供给端成功公式为“成功=IQ×EQ×机遇”，IQ指资源禀赋，包括丰裕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的高资本供应量；EQ指资源利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得益于技术快速追赶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5] - 需求端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全球市场为中国产品提供了巨大需求，支撑了高产出[6] - 该时期经济处于扭曲型高增长均衡：高储蓄支撑高投资和高产出，但低消费导致对出口高依赖；为延缓人民币升值而积累高额外汇储备，导致货币超发并流向房地产，推高房价[7][8][9] 新常态期增长放缓的原因 - 全球化时代终结：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进入“逆全球化”时代，中国货物出口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4.1%下降至2025年的19.3%[12] - 人口红利消失：自201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储蓄率从2010年的50.6%降至2024年的43.4%，投资率从46.1%降至40.6%[13] - 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据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1-2007年为2.1%，而在2007-2023年期间为负增长，其中2007-2012年为-2%，2012-2023年为-1%，主要归因于资源配置机制问题导致效率降低[15] 中国经济所需的三个再平衡 - 在国有与民营部门政策间再平衡：政策支持需向民营部门倾斜，关键在于建立政策可信性，消除民营部门对政策反复的担忧，通过“门缝效应”给予其更多发展空间[16] - 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再平衡：提高居民收入是促消费关键，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2010-2023年平均为43.2%，显著低于巴西（84.2%）、美国（82.6%）等国，需落实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18] -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再平衡：中国应利用当前国际形势，在全球舞台上塑造负责任领导者角色，倡导开放区域主义与合作包容，推动建立全球合作共同体[19] 对2026年的宏观展望 -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更倚重“门缝效应”，预期在更多经济领域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大“门缝”[20] - 国际形势有利，特朗普政府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及周边地区，遏制中国并非其当前优先事项，2026年中美关系基调预计是更多合作、更少对抗，为合作提供机会窗口[20][21] - 整体国内外条件相对有利，为年轻人和企业家提供了积极行动与发展的机遇[21] 经济转型期的行业与个体应对 - 中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期，部分领域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增长迅速，而其他领域处境艰难，转型和再平衡势在必行[23] - 个体需在“内卷”与“躺平”之间找到有智慧的平衡，保持信心、勇气和乐观，积极寻找并抓住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机会窗口[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