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竞争的内涵与宏观政策转变 - 地缘经济学从学术概念演变为热门议题，国际经济秩序从全球化合作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竞争 [2] - 过去几十年主导的宏观政策框架为“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 [3][4] - 该框架下全球通胀率显著下降，但金融危机频率增加，且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前1%群体金融资产份额从90年代初的25.7%提升至2024年底的34.9% [4] - 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策反思，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监管加强，叠加疫情与冲突影响，全球化出现逆转 [5] - 地缘竞争使国家安全等地缘非经济目标被纳入政策考量，与传统的效率、公平目标并列 [5] 地缘竞争对宏观政策理念的三方面影响 - 突显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和产业链中的重要性，超越传统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 [6] - 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竞争核心领域，政府的角色增强，以支持具有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创新 [7] - 货币非中性可能有新载体，货币投放的先后顺序可能导致经济结构扭曲，地缘竞争要求各国在供给端应对“卡脖子”风险 [8] 逆全球化对全球供给的影响 - 规模经济驱动的分工是过去全球化提升效率的关键，但地缘竞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限制限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9][10] - 特朗普2.0关税政策使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大幅提升，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碎片化和效率损失 [10] - 产业政策推动“再工业化”，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本土半导体建厂，但产能利用率低于亚洲工厂，以效率换取供应链安全 [10] - 地缘竞争的抓手是做大自己规模、做小对手规模，中美在制造业产能上呈现“去中心化”博弈 [11] 技术进步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 - 绿色转型使能源生产从化石能源的规模不经济转向绿色制造业的规模经济 [12] - 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其规模效应比传统工业经济更高，网络效应拓展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 [12] - 人工智能通过替代人力和为人力赋能，增加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12] - 科技进步促进规模经济与地缘竞争限制规模经济两股力量并存，大国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更具潜力 [13] 地缘技术经济学与创新竞争 - “地缘技术经济学”反映科技成为地缘竞争焦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被视为战略资源 [14] - 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技术自主性和标准制定权成为新焦点 [14] - 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如占据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云计算市场，为美国带来垄断租金收益 [14][15] - 创新活动产生的“熊彼特利润”是创新动力来源，但研究显示创新者仅收获约2.2%的创新价值，绝大部分价值外溢至社会 [15] - 知识的公共品属性限制了技术封锁的效率，被限制方的学习、迭代和创新能力更为关键 [16] - 美苏竞争历史表明，技术封锁本身效果有限，自身经济体制和市场需求对技术迭代更为重要 [17] - 地缘竞争下各国政府增加对创新的支持支出，有利于缓解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17] 去金融化与财政作用增强 - 去金融化直观体现为金融制裁增多，美国每年新发起金融制裁从2010年的3起增至2023年的48起 [18] - 更深层次表现是金融作用下降、财政作用增加，货币供给渠道从信贷更多转向财政 [18] - 美国财政赤字率从2007年的1.1%升至2024年的6.3%，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00%，为21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19][20] - 财政扩张的新动向包括增加国防开支，但对民生供给无直接贡献，具有零和博弈属性 [21] - 美元稳定币的广泛应用可能刺激美国内需、加剧通胀、扩大贸易逆差，本质上是美国财政信用的全球扩张 [21] - 财政扩张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信贷扩张，但可能埋下通胀中枢上移等风险 [22] - 相较于美国，中国金融周期自2017年进入下半场，信贷紧缩与房地产价格下跌形成顺周期下行 [22] - 中国2025年广义赤字率预计达13%，但财政扩张对需求拉动效果有限，部分因非金融私人部门还本付息负担较重，其还本付息占新增信贷比重超70%，占GDP比重超30% [22] 中美“两个规模经济之争” - 地缘竞争更具零和博弈色彩，经济总量规模重要性上升，小型经济体通过全球分工实现规模经济的空间缩小 [23][24] - 未来竞争格局以中美为核心，可从制造业、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货币金融三个维度分析 [24] - 中国制造业优势在于规模经济，例如绿色产业领先全球，规模效应促使成本持续下降使全球受益 [24] - 美国为实现“再工业化”利用关税提升交易成本，因其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需求大于供给 [25] - 数字经济领域，大型平台主要集中在中美，美国数字经济的全球覆盖为其带来垄断租金收益 [25] - 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在算力有优势并试图通过半导体出口限制中国，中国优势在于人才，且AI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26] - 货币金融领域，美元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为美国带来“过度特权”，使其能向全球收租并支撑国内消费 [26] - 总结而言，中国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供给端有规模优势，美国在数字经济全球延伸和货币金融领域有规模优势，并在需求端更具优势 [27] - 中国经济呈现分化态势，有必要推动财政扩张以支持需求、维持增长并应对地缘竞争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