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严重不足与产能过度扩张并存的结构性困局 其根源在于长期的“产能扩张型赶超战略”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福利亏欠、土地财政三方面政策的叠加效应[4][5][7] 为破解此局 需实施以“反内卷”为核心的系列政策 包括抬高劳动力与出口成本 同时通过“中国式量化宽松”等财政货币政策协同 大力改善民生以提振内需 并辅以人民币适度升值、资本账户“有限定向开放”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开放策略 以实现经济向消费驱动的结构性转型[1][2][10][12][22] 宏观经济结构性困局的根源 - 国内内需严重不足与产能持续扩张的根源在于长期施行的“产能扩张型赶超战略” 其体制逻辑自五十年代以来未发生根本改变 战略明显倾向于制造业发展[4] - 第一波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 从1953年至1985年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村剩余价值转移至工业部门[5] - 第二波根源是80年代后期的乡镇企业发展及对农民工群体的长期福利亏欠 涉及约七亿人口的农民工家庭基本不具备可选消费能力[5] - 第三波根源是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土地财政 年轻家庭购房时已将未来20年可支配收入近一半一次性转移给政府用于基建投资[7] 贸易顺差与“反内卷”政策建议 - 当前巨额贸易顺差的本质是产能过度扩张的结果 而非单纯的贸易失衡[1][4] - 解决贸易平衡问题需消除人民币汇率低估和各种补贴制造业的政策 逻辑是“反内卷” 即抬高成本而非压低成本[10] - 具体“反内卷”措施包括：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严格落实休假制度、禁止无偿加班、节假日支付三倍工资等[10] - 政策层面已开始行动 包括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 未来开征出口碳税也是可行选项 以应对外部碳税压力并将税收留在国内[10][11] - “十四五”期间降碳目标未如期完成 前四年碳排放仅下降7%多一点 未达累计降碳14%以上的目标 因此“十五五”期间降碳进程将明显加速[11] 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策略 - 人民币适度升值具有内在经济必然性 长期低估的汇率实质上是对服务业和进口行业的隐性歧视 同时对出口部门形成变相补贴[12] - 升值有助于优化进口结构 更有效率地使用美元[12] - 不主张激进升值或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 应坚持“有限可控的开放”或“有限定向开放”模式 针对友好国家和战略合作伙伴实施差异化开放策略[1][12][16] - 人民币面临来自贸易顺差和资本账户的双重升值压力 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估值明显偏低 平均市盈率仅在十几倍左右 而美国部分高估值板块市盈率一度超过40倍[12][13] 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流动 - 面对巨额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压力 囤积过量美元已无必要 应通过进口稀缺战略物资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应对[13] -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选择是快速增加“人民币计价的国外优质资产”以壮大全球人民币资产池[18] - 具体路径包括：在政局稳定且中国影响力占主导的地区 中资企业更多持有当地企业股权而非单纯债权 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并在香港以人民币计价上市[18] - 需吸取韩国教训 确保本国投资者掌握企业大部分股权 以防发展收益被外资攫取[1][19] - 香港可承担更重要的人民币资产供给功能 如扩大人民币国债发行交易 新设人民币计价的科创板 并引导海外投资项目及优秀外资企业赴港以人民币上市[20]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与内需提振 - 建议实施“中国式量化宽松”政策 通过财政发债、央行投资持有的方式协同运作 以增加市场流动性并系统性改善内需结构[2][22] -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仍有巨大扩张空间 其国债持仓占比仅3.5% 远低于日本央行的近80%、欧央行的45%及美联储的超过60%[24] - 政策资金应重点投向“投资于人”的领域 包括鼓励生育、推动教育平权、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并将义务教育、医疗和养老支出纳入中央财政统一安排[2][23] - 房地产领域 建议由央行为人口流入城市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地方政府通过逆向拍卖低价收购房产转为廉租房 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22] - 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广阔 例如中国滑雪人口渗透率仅为0.2% 全球平均水平为4% 欧洲、日本和德国等国约为18% 瑞士高达30%以上[24] 产业与市场影响 - 地方政府主导并相互竞争的模式曾是经济增长“发动机” 但也造成了近年来的产能严重扩张与内需不足[9] -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有限 因缺乏成熟的二次抵押贷款机制 房价上涨对消费的直接促进作用弱于美国[7] - 房价下跌对消费的抑制更多源于预期效应和信心下滑 而非单纯的资产减损[9] - 增值税本质是“GDP税” 现行以企业为征税平台的税制是地方政府“内卷”招商、导致地区产业同构化与产能过度扩张的体制原因之一[23] - 国有企业掌握着中国大约45%的企业 为国家保有充足资产、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条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