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的一系列非常规政策操作，本质上是对美国国内因长期分配失衡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应激性纾解 [2][90] - 其政策根源在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导致的经济金融化加速、制造业空心化和贫富分化，最终酿成2008年系统性金融危机 [2][15][90] - 次贷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政策帮助美国走出衰退但被常态化，结构性改革严重滞后，导致低通胀时代终结和政府债务问题加剧 [2][38][90] -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内部矛盾累积催生向外转移趋势，特朗普政策实践映射于此：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征关税，并试图强化对海外资源与能源的战略掌控 [3][90] - 这些政策难以实质性解决美国内部矛盾，其“临阵退缩”体现了追求“小成本、大收益”的现实主义博弈倾向，但其反复无常的操作将持续扰动全球市场 [4][91] 特朗普“政策谱”的具体措施 - 对内财政与效率：成立DOGE效率部削减政府冗余和联邦裁员，通过《大美丽法案》削减福利开支并增强领取要求，同时推动减税永久化 [4][6] - 对内金融与信贷：挑战美联储独立性，呼吁设定信用卡利率上限（10%），要求房利美/房地美购买2000亿美元MBS以压降按揭贷款利率，限制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 [4][6] - 对外贸易与关税：已落地对等关税，每月创收超过300亿美元，利用关税收入填补财政赤字，并对全球加征关税 [4][6] - 对外资源与地缘：呼吁俄乌结束冲突，减少对外国际援助，施压盟友分摊军费，抓走委内瑞拉总统，并觊觎得到格陵兰岛以获取战略资源 [4][6][79] - 产业与能源：签署行政令推动“Drill, Baby, Drill”解绑油气行业政策阻碍，退出《巴黎协议》，释放本土油气产能，削减清洁能源补贴，旨在压低能源价格和通胀 [6] 美国社会分配失衡的现状 - 民众关切焦点：2024年美国民众最关注通胀、财政赤字、医疗可负担性及公立K-12教育质量等经济与分配问题，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关注度靠后 [6] - 收入分配差距：过去十多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占GDP之比趋势上升，而劳动者税后薪酬（加转移支付）占比基本稳定，分配差距再次扩大 [9] - 家庭购房负担：使购房成本不超过年收入30%所需的“合格收入”中位数已超过12万美元，而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约为8万美元，负担大幅加重 [9] - CEO与员工薪酬差距：2024年美国CEO的实际薪酬比1978年高出1094%，而普通员工薪酬仅增长26%，CEO与工人薪酬比从1978年的31:1扩大到2024年的281:1 [21][106] - 薪酬结构：2024年，美国CEO平均兑现薪酬中，与股票相关的薪酬（期权和奖励）平均为1820万美元，占比达79% [21][106] 新自由主义回归与金融化 - 政策思潮演变：1929年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兴起，但1970年代“滞胀”导致其被边缘化，新古典主义在1980年代强势回归，强调理性预期、市场有效和放松监管 [13][100] - 企业金融化加速：自1981年起，美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与销售额之比从25%左右升至次贷危机时的45%以上，而固定资本与销售额之比趋势下行 [15][100] - 金融监管放松：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混业经营，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对CDS、CDO等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催生监管套利 [17][102] - 衍生品市场膨胀：2007年，美国信用违约互换（CDS）总规模超过60万亿美元，达到同期美国GDP的数倍 [17][102] - 食利者收入份额上升：主要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利润及利息、股息等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代初的5%左右升至1990年代中期的20%以上 [19][104] 次贷危机与凯恩斯主义应对 - 危机传导机制：次贷危机引发房地产价值下跌、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消费萎缩、企业利润下滑和大规模裁员，形成实体经济收缩循环 [27][112] - 核心机构危机：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AIG等核心金融机构接连出现兑付危机、破产或被收购，引发全球市场恐慌 [28][113] - 美联储量化宽松：美联储总资产从危机前约1万亿美元扩张至2015年的4万亿美元以上，并通过多轮QE购买资产 [29][114] - 影子利率为负：考虑量化宽松后，美国的影子政策利率一度接近-3% [29][114] - 危机应对组合：措施包括零利率政策（ZIRP）、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以及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 [35][119] 结构性改革困境与政策实践 - 税收改革反复：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在2003年降至35%，2013年升至39.6%，2017年特朗普任内又降至37%，政策缺乏连续性 [41] - 医疗改革缓慢：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CA）扩大了医保覆盖但未能控制成本，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个人强制投保罚款降为零，削弱了该制度 [44] - 教育资源失衡：美国公立K-12教育经费约45%来自地方政府，且80%依赖房产税，导致州际间教育投入差距长期存在 [47][48] - 基建投资障碍：2021年拜登签署的1.2万亿美元基建法案面临成本膨胀、开工缓慢问题，项目平均审批时间很长 [53][55] - 改革推进阻力：技术层面存在全球避税、无形资产转移难题；政治层面存在州权过大、工会力量减弱（1980年代后加速）、政治货币化以及国会经济议题分歧创历史新高等问题 [57][58][63][64]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逻辑 - 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特朗普推崇李斯特的学说，作为后发国时美国曾于1890年通过《麦金利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从38%提至50%以保护幼稚产业 [69][70] - 关税政策背景变化：当今美国高端制造业发达且工人短缺，通过关税增加制造业比重以缓解贫富差距很难实现 [71]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累积会催生向外转移的趋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必然形态 [72] - 美国霸权金融化：与英国霸权基于贸易和殖民体系不同，美国霸权核心体现在金融体系，享受全球金融化红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产业空心化和社会矛盾 [73] - 产业回流与投资：在政策推动下，西门子投资约5亿美元扩建工厂，台积电累计宣布165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丰田启动投资139亿美元的电池工厂并计划未来5年增加100亿美元投资 [74] 货币政策前景与市场影响 - 政策理念转变：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Warsh主张“降息+缩表”，意图从财政投放货币（外生货币）回归私人信贷投放货币（内生货币），这并非简单的宽松或紧缩 [4][86][91] - 潜在影响：若Warsh路径成功，可能强化金融周期，导致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顺周期波动加剧，并可能扩大贫富差距 [86] - 另一政策路径：若选择继续扩表并配合收益率曲线管理，则需确保宽松金融条件能有效转化为实体供给能力（如制造业、供应链安全、AI生产率）的提升 [87] - 根本抉择：围绕Warsh的争论本质是制度性货币抉择，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重建内生货币体系，还是沿凯恩斯主义道路通过“金融抑制”和分配改革为实体转型争取时间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