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髓系细胞衔接器（MCE）作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新兴方向，在技术尚处早期阶段已吸引诺华、礼来、安斯泰来等跨国药企通过高额交易积极布局，2022至2025年全球累计交易金额已超90亿美元[1] - 行业对MCE寄予厚望，主要因其有望解决以T细胞为核心的现有免疫疗法在实体瘤治疗中面临的疗效瓶颈，通过精准调控在肿瘤微环境中占主导的髓系细胞来实现突破[2][3] - 尽管前景被普遍看好，但由于技术门槛极高，全球明确布局MCE的Biotech公司仅个位数，核心技术型企业不足5家，形成了“巨头狂热、Biotech稀少”的行业格局[1][7] - MCE的未来前景高度依赖于未来3-5年内关键临床数据的读出，其能否成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核心赛道将由临床验证结果决定[23][24] 行业背景与驱动因素 - T细胞疗法面临瓶颈：自2013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获批以来，T细胞导向的免疫治疗在实体瘤中的疗效边界显现，PD-1/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多数实体瘤的客观缓解率普遍不足25%[2] - 结构性障碍：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受限于抗原异质性、肿瘤微环境抑制以及T细胞渗透与持久性不足，难以复制在血液瘤中的成功[2] - 髓系细胞的治疗潜力：在胰腺癌、三阴乳腺癌等典型“冷肿瘤”中，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等髓系细胞构成最主要的免疫细胞群体，对局部免疫微环境有关键调控作用，其治疗潜力重新受到关注[2][3] - 行业共识形成：随着PD-1/PD-L1疗效进入边际改善阶段，行业共识认为下一阶段免疫治疗的突破或将来自对髓系细胞的精准调控[3] MCE技术原理与壁垒 - 核心机制：MCE利用双特异性抗体实现“桥接”，一端识别肿瘤抗原，另一端结合髓系细胞上的关键受体，从而在肿瘤微环境中拉近两者距离，并将被抑制的髓系细胞重新导向吞噬与清除功能[5] - 技术延伸：MCE是在T细胞衔接器逻辑下诞生的延伸路径，但动员对象转为数量庞大、长期被忽视的髓系细胞群体[4][5] - 高难度与高门槛：MCE并非简单替换细胞类型，而是技术、工程、免疫、生物学多重交叉的高难度领域，需在“精准识别”与“有效激活”间维持微妙平衡，否则可能引发炎症风暴或误伤正常细胞，这导致了赛道的高门槛和少玩家格局[4][7] 主要市场参与者 - 核心技术派Biotech：全球拥有从靶点选择到功能验证能力的MCE公司屈指可数，主要包括以下四家代表企业[9][10] - Dren Bio：作为PRR受体激活路径的代表，是Dectin-1激活路径的先驱，其核心药物DR-0201（靶向CD20）正在多个I期研究中评估，适应症涵盖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与自身免疫疾病[10] - 泽安生物：作为髓系+NK双通路激活路径的代表，以CLEC5A为核心靶点，其首款候选药物LTZ-301（CD79b×CLEC5A双抗）已获FDA批准IND，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11] - 科望医药：作为解除抑制+增强吞噬路径的代表，其BiME®平台从CD47–SIRPα通路切入，核心产品ES019（SIRPα/PD-L1双抗）已授权给安斯泰来[13][14] - Glenmark Pharmaceutical/IGI：开发了采用双表位多效应组合的候选药物ISB 1442（CD38 biparatopic x CD47），目前正处于I/II期临床，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17] - 跨国药企：通过高额交易收购管线或技术平台快速入局，交易规模巨大[18][19] - 赛诺菲于2025年3月以首付款6亿美元加里程碑13亿美元（总额19亿美元）收购Dren Bio附属公司，获得DR-0201；同年12月又以预付款1亿美元加里程碑17亿美元（总额18亿美元）达成扩展合作[1][19] - 诺华于2024年7月以预付款1.5亿美元（含2500万股权投资）加里程碑28.5亿美元及销售分成（潜在总额超30亿美元）引进Dren Bio多款MCE管线[19][20] - 葛兰素史克于2025年7月与中国泽安生物达成总额超15亿美元的合作，获得4款MCE肿瘤新药的全球权益[1][12] - 礼来、安斯泰来、辉瑞等也通过不同规模的交易布局MCE领域[19] - 潜在观望派：包括吉利德、宜明昂科、信达生物等已有相关靶点技术或作用逻辑相似的免疫疗法企业，它们具备技术储备，可能成为下一批进入赛道的玩家[21] 市场前景与差异化优势 - 市场规模庞大：MCE在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两大领域拥有广阔落地空间，2024年全球实体瘤治疗市场规模达1811.3亿美元，预计2032年将增长至2720.6亿美元；2022年全球自免市场规模达1323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增长至1767亿美元[22] - 与传统髓系疗法相比：MCE通过精准锁定髓系细胞受体，能在肿瘤区域实现更高的药效集中度与更佳的安全窗口，相比CD47阻断剂等传统疗法可能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等不良反应[22] - 与TCE相比：MCE在实体瘤中渗透能力更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风险更低，可与T细胞疗法形成互补策略[23]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 主要挑战：技术层面需突破长期安全性验证、髓系细胞功能调控等难题；产业层面面临双抗生产工艺复杂、规模化生产稳定性控制等障碍；最关键的是，目前全球MCE均处于1期临床或临床前阶段，暂无成熟产品上市，临床数据不足[23] - 发展路径： - 短期发展依赖于DR-0201、LTZ-301等核心产品的临床安全性和疗效数据读出[23] - 中期来看，MCE与ADC、PD-1、CAR-T等现有疗法的联合策略预计会成为突破点[23] - 长期应用有望从肿瘤延伸至自身免疫、感染等更广泛的免疫调控场景[23] - 关键拐点：MCE目前处于需求明确、科学逻辑扎实的关键拐点，其未来能走多远将由接下来3–5年内的临床读出决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