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部分中国商业银行因经济价值变动相对于一级资本的比例接近或达到监管阈值，短期可能限制其承接长期国债，但从中长期及国际经验看，该监管约束并非刚性，可通过调整监管要求、保障宏观政策灵活性与央行扩表等方式缓解，因此“防风险”不会成为利率下行的根本限制 [1][2][11] 银行面临的监管约束现状 - “防风险”成为限制银行承接长期国债的一个潜在因素，具体体现在经济价值变动相对一级资本的比例这一监管指标上 [1] - 2025年中国政府债净发行约14万亿元，其中10年及以上久期债券达12万亿元，银行是重要承接机构，但银行负债久期显著短于资产久期，主要存款产品在3年及以下，同业存单在1年及以下 [2] - 2024年，根据部分上市银行的第三支柱报告，有四家国有大行和两家股份制银行的ΔEVE高于10%，其中三家国有大行该指标已非常接近15%的监管阈值 [2] 国际监管实践与灵活性 - 日本对国内中小银行的利率风险监管更为宽松，ΔEVE的分母由一级资本放宽为全部资本，阈值也上调至20%，但2019-2024年间每年仍有国内银行超出阈值，最多时达16家，这与其业务结构依赖国内市场和高利息收入相关 [5] - 美国近期主动放宽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补充杠杆率要求，将其从5-6%降低至3.5-4.5%，以提高大银行为美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能力 [10] - 美国基本不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进行严格统一监管，美联储仅要求银行自行设定ΔEVE阈值，货币监理署对大型银行的测试也未设定统一的15%红线 [10] - 历史经验显示，在日本、美国、欧洲实行超低利率政策时期，ΔEVE的阈值监管并未真正实施，相关监管措施在低利率时期落地滞后 [11] 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背景 - 当前中国面临需求不足问题，实际利率处于过去10年不低的位置，私人部门杠杆、地方债务、房地产库存仍需时间消化，财政扩张对调节总需求有较强必要性 [12] - 货币政策的核心预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并畅通传导机制，以保障政府债顺利发行 [12] -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有较大扩张空间，截至2025年12月，央行总资产规模为48.2万亿元，占GDP比例约34.4%，较历史最高水平低31个百分点 [19] - 央行已明确表示将灵活开展国债买卖以保持流动性充裕，2026年1月全月通过国债买卖净投放1000亿元，高于去年四季度的均值400亿元 [19] 监管指标的技术调整空间 - ΔEVE数值与利率冲击假设大小正相关，《巴塞尔协议III》假设中国的平行利率冲击为225个基点，高于日本的100个基点和美国的200个基点 [16] - 研究测算表明，使用相同数据和方法，中国平行利率冲击应在200个基点左右，若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异常数据，则应在150个基点左右，这表明利率冲击假设存在下调余地 [16] - 参考日本将中小银行阈值放宽至20%的经验，中国在ΔEVE监管阈值上也存在潜在的调整空间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