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数字媒体生态中，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代理等互联网接口凭借算法主导了公众注意力的分配和可见性生产，导致主流媒体的可见性被系统性地压缩和异化[5][9] 为应对此挑战，主流媒体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追赶，通过构建以情感性、策展性和公共性为核心的文化性接口来争取接口权力[10][14] 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应被视为一系列旨在拓深文化接口的设计行动，其成效可通过系统稳健度（历时性）和系统联通度（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液态化评价[17][26] 理解接口权力与可见性危机 - 互联网接口主导可见性：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代理等互联网接口，凭借其精密的算法程序，已成为组织公众注意力和分配可见性的主导力量，使得可见性异化为由技术基础设施分配的结构性产物[1][5][9] - 主流媒体可见性遭受系统性压缩：在微观层面，算法侵蚀用户自主权，用“机器真实”规训感知，稀释主流媒体内容[6] 在中观层面，微信、抖音等“超级应用”和豆包等人工智能助手，凭借更强的技术统摄力和可供性，使主流媒体内容被边缘化，面临可见性降格和来源识别被剥离的风险[7] 在宏观层面，接口权力过度集中引发全球文化竞争和数字主权危机，主流媒体的可见性危机与国家文化安全紧密相连[8][9] - 变革的政策背景：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机制和评价体系，“系统性”成为把握变革趋势的关键词[3] 构建文化接口的独异性路径 - 核心理论：独异性：主流媒体需从“技术-文化”共生视角出发，构建区别于技术接口的文化接口逻辑[10] 借鉴“独异性”理论，主流媒体应成为生产独特情感意义与公共价值的关键文化基础设施，其价值首要标准在于情感价值与文化意义[11] - 三大实践支点： - 情感性：主流媒体需聚焦能产生情感凝聚力的关键场景，成为提供信任感与安全感的“专才”，与公众建立深层情感链接，从而以文化可见性机制参与塑造数字传播秩序[11] - 策展性：主流媒体需对冗余信息进行二次策展，成为公共利益的积极提案者，通过情境策展（如智通财经客户端的AI问答助手和“服务湃”版块）来破局并再配置媒体可见性结构[12] - 公共性：主流媒体需吸纳独异性的表达与情感机制，在承认社交媒体“表演性”逻辑的基础上，创新叙事手段并注入规范性引导，以触及公众情感并维护公共利益[13] 系统性变革的设计行动与评价转向 - 变革本质是设计行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一系列旨在拓深文化接口的设计行动，旨在创发“反叙事”，推动自身及生态的积极变革[15][17] - 评价维度转向稳健度与联通度：变革成效评价应超越技术指标量化，聚焦是否创造出不可替代的存在方式并持续获得文化赋值[15][16] 具体可构建以稳健度和联通度为核心的液态化评价体系[17][26] 系统稳健度：历时性评价 - 技术自主化：主流媒体正自主开发媒体大模型和AI代理，如人民日报“人民智媒”、新华社“采编助手”与“AI探真”、央视“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旨在将主流价值嵌入技术底层，掌握算法自主权，提供公信力基础[19] - 渠道一体化：主流媒体正从“媒体矩阵”迈向“中央厨房”式的多端合一，例如上海报业集团整合为“上观新闻”、深圳广电集团整合为“第一现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打造“顶端新闻”并构建“一端百面”工程，以塑造高度辨识度的文化标识和系统稳健度[20] - 改革制度化：各级主流媒体通过机制建设（如人民日报建立十余种协调机制）和出台系统性变革方案，实施人才培养、薪酬与绩效评价改革，以制度保障对抗外部市场逻辑，维系文化接口权力的持久续航能力[21] 系统联通度：共时性评价 - 传播方式转型：主流媒体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增强连接能力，如深圳卫视使用人形机器人记者“夸父”，大象新闻推出竖屏访谈节目《旷野电台》，以及普遍采用年轻化、故事化、情感化的表达手段（如短视频、互动游戏），以契合大众对个性化体验和深度“在场感”的渴望[23] - 服务场景拓展：主流媒体将新闻生产与政务、商务、生活服务结合，如新华社“新华妙笔AI一体机”、人民网“初芯”智能体平台、北京日报与数字郑州超级客户端，并通过“AI之眼”智能硬件、智通财经“智通财经车机版”等延伸至智能座舱场景，构建统一的服务界面体系，增强具身性交互和文化环境渗透[24] - 跨界圈层游牧：主流媒体积极在不同平台和圈层中穿梭，包括运营多平台账号、培育“新闻网红”，并在国际传播中构筑多层次网络（如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多语种平台和社交媒体矩阵），以打通舆论区隔，连接异质行动者，提升主流话语的可见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