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核心转变 - 长期坚持的“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原则在新一轮改革中已明显淡化，监管导向从防止资金“抽水”转向“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 [1][12][34] - 改革自2020年启动后，省级统一法人或联合银行模式快速推进，截至2026年2月，已有14个省份采用或确定统一法人模式，11个省份采用或确定联合银行模式，仅5个省份方向未定 [2][3][15][28][29] - 改革导致独立县域法人银行数量大幅减少，截至2025年6月，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村镇银行等机构数量合计3381家，较2019年末减少519家 [4][30] 改革模式与进展 - 统一法人银行模式：市县法人转变为省级农商行的分支机构，例如辽宁（2023年9月）、海南（2024年4月）、河南（2025年2月）等省份已获批开业 [3][29] - 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模式：多省份组建地市级农商行，市县法人成为其分支机构，例如浙江（2022年4月）、山西（2023年11月）、四川（2024年1月）等 [3][29] - 包括四大直辖市在内的部分省份在2005-2010年间已完成统一法人改制，新一轮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铺开 [3][29] 改革背后的驱动因素 - 县域金融供给过剩：2019年以来国有大行加码普惠金融，导致县域及农村市场供给过剩，大行凭借低至3%的贷款利率“掐尖”优质客户，使许多农商行面临“存款多、贷款少”困境 [7][18][34][42] - 大行主导格局形成：2018年至2025年9月末，大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长6倍至16.6万亿元，市场份额上升22个百分点至45.5%；同期农村金融机构此类贷款余额仅增长1倍至9.3万亿元，份额下降16个百分点至25.6% [16][40] - 数字化冲击与规模压力：金融科技投入巨大，2024年六大行金融科技投入总额达1255亿元，平均每家超200亿元，而农村金融机构均值不到5亿元，小规模机构难以承担 [20][43] - 提升抗风险能力需求：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加大，2019年前后不良贷款率逼近4%；2021年央行评级中，农信机构和村镇银行的高风险机构数量合计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3%，合并重组可补充资本、提升抗风险能力 [22][44] 改革后的行业竞争新格局 - 农商行“进城”与“垒大户”：合并后体量壮大，省级农商行拥有数百亿净资本，具备拓展对公大客户和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开始积极进入城市市场 [23][46] - 城区竞争升温：此前由大行、股份行和城商行主导的城区市场，因省级/地市农商行加入而竞争加剧，类似上世纪90年代四大行打破专业界限的“混战”情景 [8][25][35][47] - 县域“主战场”三方角力：国有大行重返县域、城商行“下乡”，与农商行在县域农村市场形成三方竞争，农商行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26][48] - 银行业资产格局：截至2025年末，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分别为204万亿元、76万亿元、66万亿元、61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分别为43%、16%、14%、13% [26][48] 改革成效与挑战 - 经营指标改善与资质获取：整合后机构指标改善，有助于获取新业务资质，如海南农商行获得地方债主承销资格 [23][45] - 业务增长显现：海南农商行2025年一季度投放贷款208.39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对公投放113.33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5][47] - 规模优势对比：省级农商行资产规模可能远超省级城商行，例如河南农商行资产规模2.7万亿元，几乎是同期中原银行（1.4万亿元）的两倍 [25][47] - 持续存在的挑战：合并后的农商行仍面临高不良贷款率和经营管理能力短板的挑战，未来需加紧“补课” [2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