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基于苏珊·斯特兰奇和罗伯特·W·考克斯的理论，提出全球权力结构正从金融主导转向知识主导，催生了以控制和商品化知识为核心的新国家形态——“信息帝国国家” [1][2][7] - “信息帝国国家”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结成的“国家-社会联合体”构成，其目标是控制有价值知识的创造、分配和使用，并将监控和数据商品化作为权力行使的基础 [6][8][9] - 这种国家形态的崛起并非必然，而是由三大关键历史事件及持续的政治博弈塑造：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将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至国家安全核心；90年代互联网的商业化；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全面监控的兴起 [9][10][12][17] 知识结构的崛起与权力转移 - 依赖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公司（如谷歌）全球地位显赫，标志着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制造业和金融结构 [1][2] - 结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如从金融到知识）会重塑国家目标及实现方式，并催生新兴的强大行为体 [2] - 在知识驱动型社会中，经济利益日益集中在掌握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少数人与公司手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21] 国家-社会联合体与国家形态 - 国家并非单一整体，其内部不同部门（如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利益与目标可能存在分歧 [2] - 企业也非铁板一块，其商业模式和政策偏好影响它们与特定国家部门的结盟，形成“国家-社会联合体” [3][5] - 美国存在“信息-产业联合体”，由政府巨额投资、合同及对私营部门的技术依赖共同打造，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在知识时代的类比 [5][6] - 以知识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国家-社会联合体”被称为“信息帝国国家”，其“帝国”寓意知识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统治形式 [8] 信息帝国国家的三大历史起源 - 知识商品化：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药等行业游说，美国将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际贸易核心，并利用市场准入手段迫使全球接受，199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签署确立了全球可执行的最低标准，强化了“知识即商品”的观念 [9][12] - 互联网商业化：美国在90年代决定将原本服务于学术的非营利互联网按商业模式发展，商业力量（而非“新经济”理想）塑造了互联网，为谷歌、脸书等公司崛起并接管传统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领域承担的知识活动（如信息组织、社交对话）创造了条件 [13][14][15] - 全面监控的兴起：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急剧扩张，传统对监控的抵制规范被削弱，无处不在的国家与商业监控成为生活方式，并被谷歌等公司采纳为互联网主导商业模式 [9][16][17] 科技公司的角色与商业模式 - 谷歌接管了传统上图书馆的信息组织角色，脸书成为个人对话的主要场所，这些营利性平台通过监控对话、使某些观点合法化并压制另一些观点获得了极大权力 [15] - 互联网的商业化与知识产权的深化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全球范围内具有霸权性质的、基于市场的知识传播模式 [15] - 科技公司利用宽松的全球税收制度及知识产权的非实体化特性，将无形知识资产转移至低税率地区以寻求垄断利润 [19] - 物联网技术通过连接日常物品，正在重塑对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认知，使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更为便捷 [21] 其他结构与事件的交互影响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知识结构互动并塑造了信息帝国国家的形态 [10]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对高资本回报的追求，极大加快了资金涌向科技公司、寻求垄断利润的步伐，加速了知识驱动型经济的发展 [19] - 推动事件发展的核心是人与特定利益（如制药公司加强专利、科技行业从互联网获利、谷歌的扩张野心、国家安全需求），而非超然的历史或经济力量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