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储备货币格局演变 -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但存在“特里芬难题”，体系于1971年实质性解体[2] - 牙买加体系开启储备货币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形成美元、马克、日元“三足鼎立”格局，1999年欧元诞生后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最高占比达27%[2] - 全球金融危机后，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货币崛起，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2022年权重增至12.28%[3] - 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为57.39%，仍居主导地位，但较2000年的71%已显著下降[3] - 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的兴起为未来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变化带来新方向，体系呈现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3] 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历程 - 全球外汇储备规模从1995年的约1.4万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超12万亿美元，28年间增长约8倍[4] - 1995—2008年高速增长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意识到积累储备的重要性，世界贸易迅速发展（如中国加入WTO后出口爆炸式增长）及大宗商品价格攀升提供了经济动力，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制度基础[7][8][9] - 2009—2016年继续增长和短暂回落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后增长趋势维持至2012年前后，但驱动因素发生根本变化[10] - 2016—2021年稳步回升阶段：世界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推动储备企稳上行，新冠疫情后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走弱，进一步推高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外汇储备，于2021年达到峰值[11] - 近期趋势：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因素导致全球外汇储备一年内降低约1万亿美元，2023年随加息放缓有所回升，但未触及2021年高点[13] - 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外汇储备变化有重要影响，外汇储备增速在快速增长后逐渐放缓、波动性加强，但保持震荡上升趋势[13] 储备货币多元化现状 - 各国央行储备货币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四大主流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地位逐步下降，新兴储备货币兴起[14] - 美元占比从2000年超70%的峰值逐步下降至低于60%，欧元占比一度升至约30%后逐步降至20%左右，日元从6%~8%降至5%左右，英镑从2%升至5%左右后保持稳定[16] - 前四大储备货币总占比由超过90%降至85%左右，全球央行转而提升非传统储备货币比重[16] - 澳元、加元、瑞郎、人民币及其他非传统储备货币（如韩元、瑞典克朗）总体占比稳步上升，现已超过10%[17] - 澳元、加元占比近年来稳定于2%~3%，人民币自加入SDR后份额在十年内从0迅速发展到2%~3%，并延续上升趋势[17] 储备货币多元化驱动因素 - 地缘经济与政治风险：2022年俄乌冲突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暴露美元体系“武器化”风险，促使各国重新评估对美元依赖的安全性[18] - 作为回应，俄罗斯将美元储备占比从40%降至16%，并抛售美债，转向黄金和非西方货币结算[19] - 风险促使各国央行更有意愿多样化储备货币，并普遍增持黄金以避险，例如中国在2022年11月至2024年4月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19] - 金融风险考量：多样化持有货币可降低汇率风险和对单一国家经济金融冲击的敏感度，提升对地缘经济风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风险）的抗性[22] - 全球金融市场逐渐成熟：许多国家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流动性增加，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为央行持有和交易非传统储备货币提供便利，例如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便利了各国持有人民币资产[23] - 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结构性变化：中国在世界贸易中迅速崛起为其贸易伙伴持有人民币资产创造动力，区域贸易地位变化（如澳大利亚）也影响央行货币选择[23] - 储备货币多元化滞后于世界经济多极化，2024年美国GDP全球占比降至约15%而美元储备占比超50%，中国GDP占比约19%而人民币储备占比不足5%，差距显著[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