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 当前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基本面总体稳健但内需、房地产、银行净息差等问题待解 [3][21] - 宏观调控需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3][21] -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起主导作用，货币政策负责协同配合 [5][23] 货币政策：降准与降息 - 降准优于降息，因其更适配当前国情，能直接释放银行资金以支持政府债券发行 [5][21] - 商业银行持有约68%的国债和75%的地方政府债，降准有助于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资金 [5][21] -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不支持大幅度降息 [5][21] - 未来两年处于“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货币政策宜采取“小步走”的相机抉择模式 [4][22] - 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相比主要国家仍有较大降准空间 [5][23] - 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向市场提供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 [5][23]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 - 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是财货协同的一种方式，通过向银行“让利”支持特定领域信贷 [5][23] - 财政政策通过贴息、产业补贴增加信贷需求，与结构性降息共同培育中小科创及服务业企业 [6][24]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操作路径依市场条件而定 [6][24] - 2024年8月央行首次开展国债买卖，通过“买短卖长”增加流动性并维持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 [6][24] - 2025年因财政力度加大、国债供给增加带动收益率走高，央行可能实施“买长卖短”以降低长期融资成本 [7][25] 房地产市场 - 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比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 [8][26] - 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较2024年收窄4.5个百分点 [8][26] - “稳预期”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市场流动性，根本制约因素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 [9][27]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 [9][27] - 长期需构建“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新模式，减少对“土地财政”依赖 [9][27] 金融结构与直接融资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资本市场机构资产占比3%，保险业资产占比7.3% [10][28] - 美国对比：银行业资产占比45%，资本市场机构资产占比19.4%，保险业资产占比35.4% [10][28] - 发展直接融资、建设强大资本市场，有利于服务科技创新、缓解科创企业融资约束 [11][29] 投资于人：政策内涵与抓手 - “投资于人”核心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提升人力资本和消费能力 [11][29] - 抓手一：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注重通过再分配提振消费 [11][29] - 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低于美国的85.5%、德国的68.4%和日本的65.7% [11][29] - 抓手二：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转变，持续加码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支出 [12][30] - 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基本在10%-20%，我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10% [12][30] - 现行举措：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免除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 [12][30] 提振消费：短期与长期措施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更为紧迫有效，可快速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 [13][31]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10万至35万元群体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14][32]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定向税收与财政激励、将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 [15][33][34] 促消费针对性建议 - 优化“两新”政策，如配合春节提前下达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 [16][35] - 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领域 [16][35] - 重点增加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 [17][36] - 我国老年消费比重约占居民总消费的11%，低于老年人口占比的14% [17][36] - 目前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占GDP的6%；到2035年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 [17][36] - 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1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