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与工具选择 - 核心观点为“降准优于降息”，认为降准更适配当前国情，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通过直接释放银行可用资金以支持政府债券发行[3] - 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3] - 提出“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货币政策宜采取“小步走”的相机抉择模式，因其传导存在时滞且效果受市场反馈影响[4] -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用低准备金率的利率框架不同，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仍有较大降准空间，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释放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5] - 货币政策转型方向是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当前需保障流动性总量投放，“先给数量松绑，再加强价格引导”[5]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 - 财政政策需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做好协同配合，降准可为商业银行配置政府债券提供资金支持[3][5] - 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是财货协同的一种方式，通过向商业银行“让利”来支持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投放[5] - 财政政策通过贴息、产业补贴等举措推动增加信贷需求，2025年财政贴息与结构性降息力度均显著加大[5]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2024年8月首次操作采取“买短卖长”以增加流动性并维持收益率曲线斜率[6] - 2025年随着国债供给大幅增加带动收益率走高，央行可能实施“买长卖短”操作以降低长期融资成本并支持积极财政政策[6][7] 房地产市场稳定与发展新模式 - 2025年房地产主要指标降幅收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较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收窄4.5个百分点[8] - “稳预期”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市场流动性，根本制约因素是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9]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9] - 长期需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9] 金融结构优化与直接融资发展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而美国为45%；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仅3%，美国为19.4%[10] - 建设强大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科创企业融资约束[11] - “投资于人”的内涵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提升人力资本和居民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11] - 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德国（68.4%）、日本（65.7%）也低7个和5个百分点左右[11] - 我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表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足[11] 提振消费与民生支出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是更为紧迫有效的提振消费措施，能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13]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10万至35万元群体的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14] - 我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GDP的10%，而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比基本在10%至20%之间[12] - 具体民生举措包括：为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12]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定向税收与财政激励、将相关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等[15] 促消费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 优化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如配合春节假期提前下达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16] - 调整消费补贴支持领域，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领域[16] - 重点增加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16] - 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约占GDP的6%，到2035年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17] - 加大对育儿经济的支持力度，建议增加对育幼服务和消费品的补贴，以促进增量现金流转化为实际消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