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 - 核心观点是“降准优于降息”，认为降准更适配当前国情，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有助于推动政府债券发行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 [2] - 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降准可直接释放银行资金用于配置这些债券 [2] - 提出“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因货币政策传导存在时滞且效果受市场反馈影响，宜采取“小步走”、相机抉择的调控模式 [3] - 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3%，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有较大降准空间，每降准0.5个百分点可向市场提供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 [4] - 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是财货协同的一种方式，旨在通过向银行“让利”来支持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投放 [4] -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新手段，操作路径可依市场条件调整，例如为降低长期融资成本可能实施“买长卖短”操作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 [5] 房地产市场稳定与发展新模式 - 2025年房地产主要指标降幅收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比2024年收窄4.2个百分点；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收窄4.5个百分点 [6] - “稳预期”的关键在于打通置换链条、提升市场流动性，并需经济整体回暖与供给端“好房子”建设相配合 [7] - 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严峻或看不准 [7] -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需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从“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并探索多元可持续的财税模式以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7] 优化金融结构与发展直接融资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而美国为45%；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3%，美国为19.4% [8] - 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体系向直接融资转变，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科创企业的融资约束 [8][9] “投资于人”的政策内涵与抓手 - “投资于人”的内涵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居民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9] - 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德国（68.4%）、日本（65.7%）分别低约7个和5个百分点 [9] - 我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表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足 [9] - 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基本在10%至20%，我国民生领域政府支出不足10%，尚有提升空间 [10] - 具体举措包括：为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 [10] 提振消费与激活内需 - 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消费券、特定群体补贴）是更为紧迫有效的提振消费措施，因其能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现金流，快速提升消费倾向 [11] - 建议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将年收入在10万至35万元的群体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12] -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倾斜的措施包括：以政府购买扩大有效需求；对相关企业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将居民相关服务支出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将养老健康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挂钩 [13][14] - 促消费针对性建议包括：优化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如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调整补贴领域至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等新兴消费；增加“以旧换新”门槛的梯度差异 [15] - 我国老年消费比重约占居民总消费的11%，低于老年人口占比的14%，而发达国家老年消费占比往往高于老年人口占比，银发经济提振消费空间较大 [16] - 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约占GDP的6%；预计到2035年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占GDP的10%，年均增速或超10% [16] - 加大对育儿经济的支持力度，如增加对育幼服务和消费品的补贴，可与现有育儿补贴（每年3600元）等政策形成合力 [16] - 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对国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