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债务规模与结构 - 2025年三季度末全球债务接近34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10% [1] - 全球公共债务可能在2029年前后升至100%总GDP以上 [1] - 债务风险讨论焦点从债务GDP比转向年化利息和再融资频率，因其更直接决定未来财政弹性 [2] 发达经济体债务特征 - 发达经济体债务呈现期限缩短、滚动更频繁的趋势，新增债务平均期限可能下降 [3] - 期限缩短使政府更容易受利率波动影响，财政支出中利息项的上升会更快、更显著 [3] - 日本债务GDP比例超过230%，债券收益率上行迅速引发市场关注 [3] 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困境 - 2022-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债务服务成本与新增融资之间的缺口达到50年来高位，2024年利息支付创纪录 [4] - 发展中经济体融资成本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财政资源更多用于付息，挤压公共服务与发展投资 [4] - 付息压力上升会压低增长潜力，增长偏弱又降低财政可持续性，形成负向循环 [4] 市场观点与风险定价 - 市场观点分化，一种强调债务上升会引发更高风险溢价与波动，另一种认为通胀降温与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可能使投资者在2026年重拾对政府债券的偏好 [5] - 债务可持续性取决于市场对利率持续下降以及财政行为可控可预测的信念 [5] - 若出现通胀反复、增长下滑导致赤字扩大，或政治周期推动更激进的财政扩张，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补偿 [5] 金融稳定风险类别 - 再融资密集型风险：期限缩短使政府对利率变化更敏感，美欧需关注利率上行时的滚动压力 [6] - 利息负担挤压型风险：发展中经济体付息成本上升、融资渠道更窄，易在外部冲击下出现被动紧缩与增长下滑 [6] - 预期失衡型风险：当市场担心政策路径缺乏可预测性时，风险溢价可能快速上升并带来波动放大效应 [6] 对中国的启示与结构管理 - 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债务结构、利息负担与增长路径之间的动态匹配，而非短期债务规模本身 [7] - 中国政府债务以本币计价、国内持有为主，融资渠道相对稳定，在外部金融条件收紧时期具备缓冲优势 [7] - 债务存量扩大对应的利息支出占比可能趋势性上升，财政空间约束将更多来自“付息刚性” [7] - 维持合理的债务久期结构、避免再融资过度集中、控制隐性利息负担的上升速度，比单纯压降债务规模更具中长期稳定意义 [7] - 应重视“结构性风险管理”，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债务期限配置降低利率波动传导强度，并强化财政政策透明度以稳定市场预期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