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系统回顾了中国网络科技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在带来巨大社会福祉的同时，也衍生出结构性的社会风险[2][3] 这些风险主要体现在数据治理、资本运作和政治传播三个层面[2] 为应对这些风险，需要从价值引领、制度规制、技术赋能和多元共治等方面进行主动防范，以实现网络科技的健康发展并造福于民[2][32] 网络科技的形态演变与“双刃剑”效应 - 中国互联网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经历了Web 1.0（门户网站）、Web 2.0（社交网络与电商）、Web 3.0（区块链与去中心化）和Web 4.0（人工智能与元宇宙）四个阶段的演化，各阶段相互交织[4] - 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网络科技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3] - 网络科技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为个体赋权、激发潜能并开放市场竞争，带来社会福祉[5]；另一方面，技术演进也带来了平台无序竞争、用户被垄断“收割”等负面效应[6][7] 数据治理层面的社会风险 - 算法控制与认知困境：个性化推荐算法可能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引发群体极化现象[10] - 隐私边界消解：泛在化信息采集导致数据泄露，催生数字焦虑和数据黑产，骚扰与诈骗信息精准骚扰用户，造成财产损失[11] - 舆情传播失序：网民结构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占比达40.5%，高等教育群体仅占18.8%，这种结构易使网络信息环境被情绪化内容主导，加上算法机器人和虚假账号的操纵，导致谣言肆虐和“信息瘟疫”[12] - 技术滥用与伦理缺失：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滥用引发算法歧视、假新闻等问题，数字伦理建设严重滞后于技术发展[13] 资本运作层面的社会风险 - 平台垄断与市场扩张：资本驱动下的非理性竞争导致超级平台垄断，平台通过“大数据杀熟”实施动态定价，并挤压中小商户生存空间[15][16][17] - 算法压榨与数字劳工：算法优化导致“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等现象，数字劳工的权益受到侵害，用户的无偿浏览与创作也构成了平台的核心资产[18] - 灰色产业链滋生：网络科技向垂直行业渗透，催生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裸贷、骗贷、暴力催收，以及传媒行业的买热搜、控评论、数据造假等灰色生态[19] 政治传播层面的社会风险 - 社交机器人操控舆论：政治团体利用算法控制的虚拟账号操纵舆论，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机器人生产的推文在选举前几天占比达1/4[21] - 社交媒体动员社会抗争：社交媒体成为组织线下政治抗争的新阵地，从线上动员到线下行动，可能冲击原有治理秩序，并可能被外国势力利用以激发矛盾[22] 防范与化解风险的路径 - 价值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需求、价值与发展的适配，推动科技向善[24] - 制度规制： - 实行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保障数据主权，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25] - 对平台（如日活用户超7亿的抖音）实施分级差异化监管，压实平台责任[26] - 加强算法治理，明确算法透明义务，禁止价格歧视，规范平台用工算法，并对生成式AI服务进行安全评估和备案[27][28] - 技术赋能：推动核心科技创新以正向引领，同时运用技术模拟和预见风险，如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探索应急响应数字孪生[29][30] - 多元共治：构建政府主导制定规则、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社会力量补位（如将数字伦理纳入义务教育）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