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古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 马被古人视为“六畜之首”，是古代生活中最重要的牲畜，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家畜[6] - 马不仅是重要的力畜，用于拉车、耕地、乘骑、运输等劳作，更是古代战争中无可替代的战略物资，用于战车、骑兵及军需运输[6] - 古人对马的观察细致入微，在《说文解字》中，“马”部首下收录了115个汉字（另有后世新附5个），远超其他动物部首，从年龄、身高、功用、行走状态、颜色等全方位描述马匹[5] 古文字与马匹特征的关联 - “马”字为象形字，其古文字形展示了马的突出特征，即颈部的长毛（髦），此特征从甲骨文到隶书、楷书均有体现[3][5] - 古人造象形字时模拟事物的典型特征，这在“马”的构形上得到充分体现[5] - 《说文解字》用“怒也，武也”解释“马”字，通过声训展示了马意气风发、纵横驰骋的典型特质[1] 古代相马术的发展与流派 - 相马术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优劣的学问，目的是挑选良马，其起源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视马”的记载[7][8] - 先秦时期相马术已形成不同流派，《吕氏春秋·观表》记载了十位善相马者，如寒风氏相口齿、麻朝相颊等，各派专攻马匹不同部位[11] - 相马术在战国时期已比较完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约5000字）及清华简《胥马》（约1000字）是重要的出土文献，后者将现存相马书时代提前至战国[13][15][17][18] 相马术的具体内容与文献 - 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主要内容集中于马眼及其周围部位的特征描绘与马匹优劣评价[13] - 清华简《胥马》内容分为四部分，包括十二种马的特征描述、通用相马条则、鉴定原则及具体部位描述，具有综合性特点[15] - 相马术并非只相单一部位，而是在综合考察整体形貌的前提下有所侧重，各家流派殊途同归[17] 马式：良马标准模型 - 马式是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又称马法，是相马术相关的珍贵文物[18] - 西汉相马专家东门京曾铸铜马法献于朝廷，汉武帝将其立于鲁班门外，并改门名为“金马门”[18] - 东汉马援综合四家相马流派观点铸作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置于宣德殿[18] - 出土文物中，乐从堂藏青铜马式有72处错银铭文（105字），标示马体部位、肌肉、骨骼、穴位名称，与《齐民要术》等文献术语可对照，确认为马式[22][27][29] - 甘肃武威雷台晋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造型独特，可能也是马式，其踏鸟形象与《相马经》“三寸可以袭乌”记载相符[30][32][33] 古代马匹的命名与管理 - 古代马匹多有专门名字，西北汉简文书记录了丰富的马名，体现了汉代的思想观念与马匹面貌[34] - 马名命名方式多样：有以人的姓氏加马匹颜色命名，如“丁骍”“郭骠”；有以速度快的动物（如鱼、鹿、鸟、龙）比拟速度，如“游鱼”“飞乌”“龙子”；有以负重、繁衍、戍守期许命名，如“轻衡”“宜厩”“擒寇”[35] - 颜色是马匹最显著特征，也是马名中最常用的词汇[36] - 秦汉有严格的官马标识制度，马身烙有徽记称为“剽”（通“标”）或“马识物”，用于区分官马与私马，登记时需记录“马识物、齿、高”[38] - 出土的战国秦汉大型玺印（如“日庚都萃车马”印）被认为是烙马印，是马匹管理的重要工具[39][58] 马匹饲养、饲料与医疗 - 马料主要为“刍”和“茭”（苜蓿），汉代西北边塞有一套严密的治茭制度，涉及刈取、运输、贮存、监管等全流程，由各级吏员和人员负责，保障马匹饲养[36][37] - 我国古代重视马匹治疗，现存最早疗马文献见于《齐民要术》卷六，出土文献如天回医简《疗马书》和清华简《凡马之疾》提供了先秦秦汉兽医书内容[63] - 古人相信猴子可避马瘟，《齐民要术》记载常系猕猴于马坊可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汉代图像如肩水金关《马厩图》和成都曾家包画像石中均有马厩配猴的形象[64][65][67][69] 驭马术及其他马政文献 - 清华简中另有《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三篇先秦马政文献，属于“治马”范畴[71] - 《驯马》主要记载驯马与刍饮调节方法；《驭术》与《驭马之道》总结驭马经验，前者侧重技术，后者侧重原则与理论，并由驭马延伸至治邦牧民的政治思想[71] - “马上封侯”寓意可能源于战国以降猴子骑马的造型，汉代画像砖石中有相关图像[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