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矛盾是“供强需弱”，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1][5] - 解决矛盾需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1][13] 当前供需关系的现状与矛盾 - 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5] - 在消费领域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多数年份低于60%；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服务消费（教育医疗、家政、养老、文旅等）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5] - 在投资领域表现为投资动能减弱：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已低于50%；投资结构待优化，社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投入不足[5] - 供需矛盾不仅是总量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不适配：传统供给冗余与优质供给短缺并存，例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约334万张，与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4.08个，入托率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6] 供强需弱矛盾的成因分析 - 与长期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和发展路径相关：过去地方政府资源配置偏向扩大投资、提高产能，用于社会民生和居民消费比例偏低；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格局，外需消化了国内产能[9] - 外需动能减弱加剧矛盾：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仅为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需结构性收缩已成长期趋势，内需增长短期内难以弥补缺口[9] - 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影响：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传统要素投入和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递减；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大规模基础性投资收缩，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10] - 收入分配模式影响内需：“重生产、轻分配”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幅长期低于经济增幅，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10] - 消费模式变化：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需求向质转变，但适应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创新和供给不足[10] - 人口与科技等基础性因素变化：人口转向减量发展，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抑制社会总需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催生新供给和新需求，但也带来传统就业岗位替代，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短期内束缚需求潜力释放[12] 政策方向与解决方案 - 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健全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机制[14] -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4] -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14] -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供需精准匹配[14] - 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5] - 制定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15] -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联动，发挥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等政策的协同效应[16] -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6] - 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16] -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能力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基础上[17] -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优质供给引领全球需求[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