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出版项目 - 该丛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第一辑，共包括五种著作，涵盖佛教美术、占验信仰、绿洲经济、书写文化及信息传播等多个领域 [1] - 丛书主编荣新江教授指出，该丛书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占据敦煌学研究高地，并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 [1] - 丛书强调学科交叉性，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并注重吸收海外研究成果以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1] - 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了针对该丛书五位作者的专题访谈“春风终度玉门关：敦煌学五人谈” [1] 著作《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核心内容 - 该书由游自勇教授撰写，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8月出版，全书共356页，定价128.00元 [2][3] - 本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时期占卜与信仰的关系，探讨了占卜实践、信仰世界与知识传承 [2] -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先秦至南北朝的冥讼源流、现实与冥界的关系，以及中古时期文本与知识的传播流变 [2][19] 中古占卜文献的性质与使用 - 驱邪辟鬼类实用工具书（如《白泽图》）并非大众读物，而是由极少数专业人士掌握，或在官方渠道流传 [5] - 这类书籍用于备查，以明确作祟精怪种类并找到相应厌禳之术，百姓有需求需寻求占卜世家帮助 [5][6] - 唐代中央及州郡官府中会备有《瑞应图》等书，以便出现祥瑞时核验，这是明确的制度规定 [5] 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 - 信仰具有芜杂性，体现泛神论思想，认为“人外”世界充满神怪，《白泽精怪图》列有近两百种精怪，《白泽图》有几百种 [8] - 信仰具有地方性，不同地域因环境和生存策略不同，其信仰对象和方式存在差异，神怪专书需根据地方精怪调整 [8] - 信仰具有利己性，民众趋吉避凶的观念反映了把握命运的愿望，了解神怪及驱除之法最终是为了现世幸福 [8] 神怪专书在隋唐后衰落的原因 - 时代背景变化：晚唐后疑古思潮兴起，宋代理性主义占主流，社会从“神文时代”走向“人文时代”，神秘性知识被摒弃 [10] - 知识结构变化：占卜书出现综合趋势，神怪内容被吸收；具注历日（老黄历）流行并吸收了神怪知识，更方便使用；宋代后日用类书将占卜知识纳入不同类目 [10] - 知识呈现形式改变：宋以后神怪视觉化形式（如壁画、画像砖）萎缩，佛道神祇降伏神怪，官方禁绝淫祀，刻本更多倾向市民题材 [10] 冥讼观念与幽冥世界管理机构 - 幽冥世界管理机构的形成与发展，其动力在于仿照阳间世界官僚体制的发展 [12] - 早期幽冥世界观念模糊，秦汉发展出泰山、蒿里观念，地下世界建构仿照东汉官僚机构 [12] - 晚唐五代形成十殿阎罗系统，敦煌文献保存了完整的《十王经》及精美图像，冥讼观念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12]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的研究价值 - 传世占卜文献多涉及王朝兴亡、帝王将相祸福，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14] -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占卜文献多数围绕民众福祉及日常生活展开，更能反映社会的一般思想和信仰实态 [14] - 研究占卜文献除了讨论技术，更重要的是探究背后反映的古人的思维方式及其信仰世界 [13][14] 敦煌地区的知识水平与识字率 - 敦煌学童习字教材包括《千字文》《上大夫》等，“史大奈碑”推测是归义军时期寺学教育中使用的高阶教材 [16] - 一名学有所成的学郎知识结构相对合理，实操能力不差，其水平虽低于长安、洛阳，但应能保持在全国平均线上 [16] -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曾估计敦煌民众识字率为百分之十，而僧团识字率估计僧人达百分之五十，尼众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16] 著作的研究定位与目标 - 该书研究定位为“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旨在跳脱科学与迷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古人的信仰世界 [18][20] - 历史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献文物还原时代场景，深入古人内心，感悟其日常所思所想，揭示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 [20] - 占验之术深刻参与并塑造了中古社会的运行规则、民众行为模式和精神信仰结构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