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增长叙事与挑战 - 技术革命尤其是AI革命被视为解决全球生产率增长不足挑战的核心宏大叙事 其重要性被比喻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 [3][22] - 增长源于技术更新引发的结构重组而非既有产业的量的扩张 创新是增长的引擎和结构变迁的根源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部分授予了研究创新替代旧技术以推动生产率提升的学者 [3][22] - 技术革命背景下出现“K型分化”现象 高收入群体、科技巨头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受益 消费投资活跃 而中低收入群体、传统行业从业者和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竞争加剧与收入停滞压力 [5][24] - 少数部门和企业的投融资变化成为关键的宏观变量 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即“微观即宏观” [5][24] - 存在“索洛生产率悖论”在AI时代重演的风险 即技术若不能改善人的境况和福祉 则无法体现在宏观统计数据中 [5][24] 构建人本主义新增长范式的必要性 - 需要从传统“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 协调实物量价值创造与货币量价值实现 [6][25] -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核心 但需认识到人既是提升生产率最活跃的要素 也是增长最终的价值归依 [7][26] - 存在大量未释放的潜力 例如2.5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户籍无法享受平等公共服务 农业就业人口占比22.8%仅创造7.1%的GDP 这既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 [7][26] - “投资于人”意味着投向教育、医疗、生育支持、养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是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而非单纯支出 [7][26] 中国居民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循环 - 存在“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 人均实物消费量充足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 远低于56%的全球平均水平 [8][9][27] - 人均蛋白质摄取量是美国的1.06倍、日本的1.37倍 人均蔬菜消费量是美国的3.24倍、日本的3.54倍 新能源车人均拥有量是美国的1.66倍 [8][27] - 底层原因是“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 低价挤压利润 利润限制收入 收入制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 [8][9][27] - 生产端的效率进步未能完整传导为生活端的福祉改善 根源在于增长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9][27] 政策与改革建议方向 - 需改变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 建议在地方政府层面将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 以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利为核心指标 [9][28] - 财政政策应兼顾“投资于物”和用于普惠性转移支付、生育补贴、养老金提升 [11][30] - 货币政策应通过结构性降息支持吸纳了80%就业的中小微企业 并帮助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 [11][30] - 可通过成立母基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为租赁住房 再通过REITs退出的方式 推动房地产市场新模式形成 [11][30] - 需多路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包括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财产性收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11][31] - 需实施反内卷政策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和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效率和创新驱动 [12][31] - 需推动企业大出海 从简单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 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与管理升级 以对冲国内利润挤压 [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