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核心观点 - 美国最高法院以6:3裁定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对等关税”和“对华芬太尼关税”违宪 这一判决限制了行政权并导致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同时特朗普政府迅速启用《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 对所有进口商品新加征10%关税作为替代[1] - 判决对资产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美股受到支撑 美债承压 同时长期可能刺激贵金属等“弱美元资产”和美债收益率上行[1][8] - 税率下降将使轻工家电、消费电子、电池、汽车零部件及医疗器械等对美营收敞口大且在东盟有产能布局或贸易转口的行业重点受益[1][9] 法律判决依据与解读 - 判决核心依据一：关税征收权属于国会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征税权属于国会 制宪者并未将此项权力授予行政部门 法院认为IEEPA法案中“监管进口”的权力不包含征收关税 且该法案生效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总统用它来征收关税[2][4] - 判决核心依据二：重申“重大问题原则” 行政机关在制定有重大经济政治影响的法规时 必须有国会的明确授权 否则可判违宪 这与最高法院此前终结“雪佛龙原则”一脉相承 限制了行政权的扩张解释[3] - 判决核心依据三：对IEEPA法案的文本解释 法官认为国会处理监管权和税收权时总是分别明确规定 因此“监管”一词不包含税收 仅凭常用法定解释工具已可得出违宪结论 无需援引重大问题原则[4] - 异议观点：持异议的卡瓦诺法官认为 判决可能不会大幅限制总统未来颁布关税的权力 因为总统只是选错了法律依据(IEEPA) 其他联邦法规仍可能为关税提供合理依据[5] 替代关税政策分析 - 特朗普政府选择启用《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作为替代手段 于2月24日凌晨生效 对所有进口商品新加征10%关税[1][6] - 选择122条款的原因：一方面 该条款无需任何调查即可启动 是最快速的替代方案 另一方面 其触发条件仅为“美国面临重大贸易逆差” 司法风险小[6] - 122条款的限制：执行时间短 最多维持150天 续期须经国会同意[6][7] - 其他潜在选项：338条款授权征收最高50%关税且无期限限制 但属于报复性关税 法理上不允许单边主动征收 使用它几乎确定会引发司法诉讼 考虑到5个月的上诉周期 判决可能影响中期选举 对共和党不利[6] 对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影响 - 短期财政与货币影响：暂停IEEPA关税后短期关税收入将下降 美国商品价格(通胀)或小幅下降 财政赤字率或上升 反映在资产价格上 美股受到支撑而美债承压[8] - 长期叙事变化：判决是对行政-立法矛盾的背书 是对特朗普行政权扩张解释的否定 行政权收缩可能增加美国后续政策的“混沌性” 刺激贵金属等“弱美元资产”和美债收益率上行[1][8] - 新关税调查：特朗普计划发布新的关税调查 预计需要5个月时间 新关税豁免了部分关键矿产、原料、电子和机械产品 市场将反应新的边际变化[1][8] 对中国相关行业与出口链的影响 - 重点受益行业：轻工家电、消费电子、电池、汽车零部件以及医疗器械等行业将重点受益 这些行业对美营收敞口大 且在此前对等关税较高的东盟地区有大量产能布局或贸易转口[1][9] - 贸易转口数据佐证：以有线电话、电报设备(HS 8517)为例 中国对东盟出口最新规模为399.23 份额边际增长9.2% 同时美国从东盟进口该产品的份额边际增长27.9% 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份额边际下降7.4% 显示转口贸易活跃[12] - 其他受益品类：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HS 8471)、计算机零件(HS 8473)、汽车零部件(HS 8708)、家具(HS 9403)、生活用包具(HS 4202)、耳机等(HS 8518)、坐具(HS 9401)等品类均呈现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美国从东盟进口增长而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类似格局[12] 对美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 - 行政与立法博弈持续：IEEPA关税违宪是标志性事件 预示后续国会和司法审查可能强化 美国政府出台替代性关税政策的意志仍在 但公布和执行的速度、广度与灵活性或下降[13] - 行政与立法矛盾凸显：除关税外 围绕移民法、选举规则(如邮寄选票)等重大政策的争议烈度可能上升 国会或尝试立法收缩特朗普的其他行政权[13] - 影响国际关系：中方可能视此判决为中美关税降级的机会 如特朗普坚持用替代性关税全面代替原有关税 可能给2026年的中美双边关系带来风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