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与关税影响 - 2018年起对钢铝加征25%和10%关税，随后加拿大、墨西哥对乳制品和钢铁产品、欧盟对威士忌和摩托车实施报复性关税[2] - 2018年至2019年，分多批对总计约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最高达25%[2] - 2025年2月，对华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关税，同年4月推出“解放日”关税对多国追加征税，同年9月修改行政令扩大互惠关税适用范围[2][3][5] -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关税导致普通家庭每年多支出1300美元[2] - 2025年5月，国际贸易法院判决“解放日”关税违法，同年5月中美达成临时协议同意撤销大部分关税并开启90天休战期[2] - 关税政策导致企业成本飙升、物流成本上涨、边境通关时间拉长，投资计划被推迟[2][5] 行业与企业影响 - 农业：美国大豆出口断崖式下滑，损失上百亿美元，艾奥瓦州部分农户收入腰斩，政府提供约250亿美元补贴但贸易战头十个月损失已相当[2][5] - 制造业与汽车业：哈雷戴维森因报复性关税导致股价下跌、工厂减产、工人放假，并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2][5] - 科技与半导体行业：美国芯片约90%依赖亚洲供应，关键材料受制导致科技公司股价下跌、国防承包商囤货，AI发展所需数据中心计划投资3万亿美元但半导体成本翻倍[2][5][7] - 军工行业：供应链不稳与成本失控导致军工企业股价下跌、生产节奏打乱、交付延期[5][12] - 零售与消费：家电、电子产品、新车等消费品价格上涨，超市货架价格标签上涨，家庭预算紧张、储蓄率下降、信用卡债务上升[2][7] 供应链与产业转移 - 美国劳动力成本约为东南亚的四倍，企业将产能分散至墨西哥、越南、东欧等地以规避高成本和关税风险[2][5][7] - 疫情与关税政策叠加导致汽车厂因缺芯而停产，供应链雪上加霜[2] - 关键环节如稀土（约70%依赖中国）、电池材料、光伏组件等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强行脱钩加剧脆弱性[2][7] - 芯片法案投入500多亿美元建设本土工厂，但面临建厂周期长、人才缺口大、配套跟不上等挑战[2][7] 宏观经济与贸易关系 - 贸易战未能实现制造业回流和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反而加剧贸易赤字[2][5] - 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不敢投资、工程师不敢设计新产品、农民不敢扩种、零售商不敢囤货[5] - 与传统盟友关系受损：加拿大、墨西哥信任崩塌，欧盟、日本合作意愿减弱并寻求战略自主与备选方案[5][7] - 全球贸易体系出现松动迹象，部分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探索减少美元结算[5] - 美国国际信誉与规则制定者地位受损，外交谈判筹码减少[5][12] 市场与投资情绪 - 政策反复导致企业投资计划一拖再拖，市场反应剧烈，股市如坐过山车[2][3] - 初创公司融资因供应链风险而更困难，中小企业收缩至本土市场，本土市场也因消费疲软而萎缩[7] - 股市结构失衡，科技股波动剧烈，传统行业估值承压，投资者信心摇摆[7] - 全球供应链因政治风险而非技术原因进行重构，资本流向更稳定地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