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格局系统性重构的驱动因素 - 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系统性重构，这是全球力量格局变迁、生产力发展阶段演进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资本主义矛盾激化与政策转向 - 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产业分工失衡，例如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00年的12.7%降至2025年的8%，为20年来最低 [3] - 民粹主义势力将产业衰退归咎于全球化，推动制造业回流、构筑“小院高墙”成为一些国家转嫁国内矛盾的政策选择，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阶段性自我调整 [3] - 从历史规律看，每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后都会出现逆流与调整，当前产业格局从分散到集聚、从自由到干预的转变正是体现 [3] 生产力跃迁与协同效率差异 - 数字技术普及模糊了制造与服务的边界，数据、算法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催生“产品即服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向研发、服务、运营全链条延伸，提升附加值 [4] - 绿色技术进步与产业化使“绿色”成为新的成本要素与价值标识，共同推动全球产业从制造主导向服务化、绿色化转型 [4] - 我国在本国统一市场、统一规则下布局产业，无跨境壁垒、产业协同性强，能形成难以替代的体系化优势，这种协同效率差异是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重构的重要动力 [4] 科技变革与技术竞争多极化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门槛显著降低，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积累 [5] - “关联封锁”等遏制手段阻断了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再创新的传统路径，迫使其转向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 [5] -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前沿技术，各国基于自身禀赋在特定领域构筑“创新高地”，推动全球产业格局洗牌 [5] 国家介入与规则博弈 - 产业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关键技术攻关、供应链韧性）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私人资本不愿投入，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战略投资进行干预，使产业组织转向“国家战略+市场机制”双轮驱动 [6] - 当后发国家科技水平逼近前沿时，传统主导国将竞争重心转向规则制定权争夺，通过将价值观、劳工标准、碳核算等非传统议题嵌入经贸规则，构筑歧视性壁垒，以护持既有优势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