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 国家政策响应滞后 需增加资金投入 报告从卫生部、财政部和发展机构角度提出增加资金的建议 强调国内融资、卫生税、发展援助等方面的作用 并指出需多部门合作以实现可持续融资[1][2][3]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引言 - 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是全球公共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疾病、残疾和死亡率上升受风险因素、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影响 新冠疫情凸显了患者的脆弱性 增加了心理健康问题和危险行为的发生率 这一负担威胁集体健康和福祉 损害社会和经济[1] - 国家政策响应未跟上人口健康需求 部分原因是财政能力有限 疫情后宏观财政状况使情况更糟 公共支出低 家庭自付费用高 缺乏资金导致可避免的死亡和残疾 阻碍经济增长 发展援助中针对这些问题的资金占比小 依赖外部资金不可持续[2] 国内融资 - 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项目的大部分资金需来自国内 公共财政需大幅增加 实施基本服务包的成本 中等收入国家约占GDP的0.1% 低收入国家高达0.4% 心理健康方面分别约为0.1%和0.2% 多数低收入国家需数倍增加支出 资源主要用于扩大初级卫生保健的临床服务[6] - 许多国家公共支出低的原因包括政府收入低、财政空间有限和卫生优先级低 私人自付费用占多数 导致灾难性支出和服务利用不足 自愿健康保险覆盖人群有限 存在市场失灵和风险选择问题 与公共资金相比 自付费用和自愿保险既不高效也不公平 需增加公共财政以减少对私人融资的依赖[7] - 卫生税对解决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至关重要 能增加政府收入 是双赢举措 可减少不健康产品消费 改善健康状况 减轻未来医疗支出压力 且不显著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 对非法贸易影响小 考虑避免的医疗支出和健康影响 卫生税通常有利于穷人 但仅靠卫生税不够 还需更广泛的税收政策和管理改革 与其他税种相比 卫生税增收快且管理简单 公共卫生倡导者呼吁将卫生税收入指定用于卫生 但实际资源增加可能较小 可用于公共卫生预防项目或短期催化倡议 若指定用途 “软指定” 优于 “硬指定” 卫生当局在争取增加公共资金时应着眼大局[9] - 大量补贴鼓励消费恶化非传染性疾病的产品 如化石燃料和农产品补贴 这些补贴也损害环境 占政府支出比例大 取消补贴虽政治上有挑战 需配套缓解措施 但可能实现健康、气候变化缓解和政府预算的三赢 部分国家已证明其可行性 需进一步研究实施减少有害补贴的政治经济学[10] 发展援助 - 发展援助可在启动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项目中发挥催化作用 特别是在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国家 目前发展援助在支持传染性疾病等服务方面作用显著 但用于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的比例低 增加这方面的援助有必要 但服务融资主要是国家政府的责任 发展援助应作为短期或中期启动新健康倡议的资金 而非长期资金来源 其催化作用需明确 成功案例包括劳动力发展、设施建设和支持立法实施等 一般不用于经常性成本融资 但在低收入国家和人道主义环境中有例外[13][14][15] - 发展援助可用于资助公共产品 解决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 支持区域和国际行动 可促进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的合作 支持公共产品开发 如新产品、政策工具和护理创新 还可应对跨境威胁 促进法律协调 并有助于培养全球和国家领导力 对抗行业影响[17] 结论 - 各国政府承诺实现与健康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需增加卫生系统的公共资金 报告提供了增加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资源的建议 强调多部门合作的重要性 国内卫生支出增加的同时 利用卫生税和取消有害补贴可释放资源 发展援助可作为短期外部资金支持优先事项和动员国内可持续融资[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