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高预定利率存量保单与快速下降的投资收益率形成巨大利差损，给寿险公司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改变了保险业资产负债及行业格局；日本寿险业在负债端和资产端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还进行了广泛并购重组；我国保险业在低利率环境面临利差损风险时，可借鉴日本经验应对[1][4]。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利差损危机的爆发 - 泡沫经济破裂后股市、房地产价格暴跌，寿险公司投资收益急剧缩水，资产贬值；同时，经济高速期积累的大量高预定利率保单形成沉重负债，泡沫破裂后负债成本居高不下，新保单销售乏力，存量高利率保单占比攀升[8]。 - 巨大利差损给日本寿险业带来巨大经营压力，保费收入下降、投资收益下行、保险金赔付增加、经常利润快速下行，部分寿险公司资不抵债破产；日本低增长、工资涨幅停滞的经济大环境导致损险业需求端不足，利差损对损险业危机的影响有限[12][15]。 负债端应对策略 - 下调预定利率：1989 - 2001年间，日本寿险业六次下调新单预定利率，将10 - 20年保单预定利率从6%降至1.5%，2013年再降至1%；1995年颁布《保险业务法》进行存量保单管控，降低利差损风险，保单分红占保费收入比重从3% - 5%降至接近0[20]。 - 产品结构转型：增加健康保险销售，健康险久期更短、费差更高；健康险新单销售件数占比从1989年的12%提升至2023年的37%，终身寿险和年金险占比下降[23]。 - 费用管控与渠道改革：1993年后营业费用大规模削减，占保费收入比重由1985年的18%降至2012年的12%；缩减专属营销员和个人代理店数量，增加法人代理店数量，降低运营成本[24]。 资产端调整与投资策略 - 风险偏好降低，大幅增配日本国债：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寿险业减配贷款、不动产和股票，增配债券，国债仓位不断增加，2022年占寿险业有价证券近半规模；损险业也减配贷款和房地产、增配国债，稳定持有信用债和股票[29][30][33]。 - 海外资产配置：国内低利率环境下，寿险业和损险业增配海外投资提升收益；寿险公司海外证券占比2002年后稳定在26%上下，2012年后在30%上下波动，以债券为主；损险业2013年后将资本投资重心转向外国证券，2023年外国证券占有价证券比例达40%[40]。 - 拉长资产久期：日本寿险业为提升偿付能力和锁定长久期资产，持续提升国债配置占比，缩小资产负债久期缺口，目前已缩小至约1 - 2年[45]。 监管与政策支持 - 监管体制改革与强化：监管体制由集中管理变为三方协作管理，1996年颁布《新保险法》，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改组为金融厅，三方协作管理使监管更精准高效，遏制保险公司高风险行为[47]。 - 监管框架的完善：引入“偿付能力比率”指标，促使寿险业提高责任准备金水平，2023年已从36570亿日元上升到90567亿日元；压力测试常态化，增强保险业抗风险能力[48][49]。 并购重组提升竞争力、外资系和损险系险企份额提升 - 日本保险业掀起2次并购重组浪潮，第一次在2001 - 2002年，人寿保险公司谋求自救；第二次在2009 - 2010年，外资系进入日本市场；并购提升了资本筹集能力与管理灵活性[53]。 - 日本寿险业传统险企市场份额下降，外资系、损险系寿险公司崛起；传统寿险公司新增保单金额和存量保单金融市场占比从2000年的82%和91%下滑至2023年的59%和58.8%；损险系占比从2000年的4.5%和1.7%上升至2023年的10.1%和9.4%；外资系占比从2000年的9.4%与5.4%升至2023年的22.3%和25.4%[54][55]。 中国低利率环境对寿险业的影响 - 我国监管方在预定利率调整方面相对审慎，保险业负债端成本风险相对可控；我国人身险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市场存量潜力有待开发，低利率新保单销售和产品结构调整可对冲部分利差损[61][64]。 - 我国保险公司资产配置以债券为主，近年国债配置占比上升，资产负债匹配预计加强，但投资收益率较低，考虑存量保单负债成本仍产生利差损风险[66]。 - 我国保险业面临利差损风险时，可借鉴日本经验，包括增加低利率产品销售并调整产品结构、调整营销方式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做好资产负债匹配缩小久期缺口、适度增配海外资产增厚投资收益[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