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会计恒等式与投资消费失衡 - 资本收入集中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是投资主要来源；非资本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是消费需求主力，两者比例失衡导致资本产出比（K/GDP）持续上升和资本回报率（r）下降[3] - 基于会计恒等式GDP=资本收入+非资本收入，资本收入占比=资本回报率×（资本存量/GDP），在平衡状态下资本回报率与资本产出比呈反比[8] - 2009年起中国资本存量与GDP比值持续上升，表明资本存量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投资效率不断下降[9] - 2010-2020年中国资本收入占比变化不大（约24.2%），但资本回报率明显回落，2024年A股非金融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仅6.1%，接近投资回报下边界6%（假设实际GDP增速4%+通胀2%）[11][12][13] 投资效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与结构性错配 - 投资效率下降主因是消费需求增长未能同步跟上供给扩张，导致产能闲置，实际产出长期低于潜在产出水平[16] -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占比高达70%，而设备工器具购置仅约15%，但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长期偏低，供给与需求结构错配加剧资本闲置[18][20] - 一次分配中资本收入占比（1992-2020年中国24.2%）高于美国同期水平（23.4%），挤压居民消费能力；二次分配中政府支出偏重投资而非民生，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25][30] 收入分配失衡与债务扩张风险 - 次贷危机后中国后50%人群收入份额维持在14.3%附近，与大萧条前美国（14.0%）相当，收入分配失衡突出[34][35] - 居民债务与净出口轮番扩张以平衡供需，但2021年以来"居民+政府"杠杆率持续提升且净出口贡献转正后中国仍陷入通缩，表明债务扩张难度加大[43][45] - 债务扩张接近居民偿付能力边界，可持续性低，中美两国后50%人群收入份额走势表明进一步债务扩张空间有限[31][39] 政策建议与美国历史经验 - 短期可通过淘汰低效产能提升资本回报率（如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但长期必须改善收入分配（加强劳工权益、增加福利支出）以实现可持续增长[48] - 美国经验显示二次分配改革（如1933年罗斯福新政）领先一次分配改变，后50%人群收入份额持续上升30年后资本收入占比才明显下降[50][52] - 美国资本收入占比下降后实际GDP增速中枢回落，失业率和CPI上升，股票指数进入长期震荡，利率明显抬升[56][58][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