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核心观点 - 一轮完整的美国经济周期中，美元资产定价模式以美债利率曲线倒挂为分水岭，此前围绕经济增长，此后围绕通胀水平 [2] - 2018年与2025年两轮加征关税对美元资产定价模式的影响不同，关键在于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的差异，导致定价模式从趋势性切换转变为在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风险间摇摆 [2][5][27] - 海外美元资产需求正从分散风险回归至对经济基本面（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追逐，背离此差异的长期配置行为可能引发资产泡沫 [3][6] - 海外投资者增持美债主要基于利差收益和久期需求，增持美股则源于美国无形资产投资带来的持续劳动生产率优势，这种差异难以通过贸易分工消除 [2][6] 加征关税对于美元资产定价的影响 - 通常，以美债利率曲线倒挂为界，之前美元资产定价围绕经济增长（通胀超预期上行是边际风险），之后围绕通胀水平（经济增长超预期下行是边际风险）[12] - 2018年加征关税时，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率处于历史峰值约105%，外生冲击与内生金融脆弱性叠加，导致边际风险从通胀上行切换为经济增长下行，标普500指数与美债总回报之比从2.4冲高至2.7后降至2.3 [17] - 2025年加征关税时，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率较低约100%，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稳健，加征关税未引发边际风险切换，只是让定价模式在两种风险间摆动更极端，标普500指数与美债总回报之比从5.6降至4.7后升至6.1 [18][20] - 2025年美国有效关税税率一度升至11%，远高于2018年的2.6%，但经济未衰退，主因财政扩张修复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家庭部门净财富增加约70万亿美元，个人实际商品消费支出比疫情前趋势水平高出约5000亿美元（上移10%）[21][24][26] - 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背景下，美联储常规加息难以引发周期性债务出清和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中长期宏观风险从通缩转向通胀，美元资产定价模式因此失去趋势性，波动性加大 [5][27] 加征关税对于海外美元资产需求的影响 加征关税对于海外美债需求的影响 - 加征关税拖累贸易顺差，理论上会抑制海外美元资产需求，但此叙事成立需满足美元走强等条件，且海外美债需求结构已从官方机构转向私人部门 [28][31][34] - 2004年至2014年，官方机构持有美债规模从9600亿美元升至4.1万亿美元，私人部门从6000亿美元升至2万亿美元；2015年至2024年，官方机构持有规模稳定在约4万亿美元，私人部门持有规模翻倍至5万亿美元以上 [34] - 2018年美元指数上涨4%，加征关税与美元走强组合下，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规模从6.2万亿美元微升至6.3万亿美元，其中官方机构持有规模稳定在4万亿美元 [37] - 2025年前十个月美元指数下跌8%，加征关税与美元走弱组合下，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规模从8.6万亿美元升至9.3万亿美元，其中官方机构持有规模从3.8万亿美元微升至3.9万亿美元，需求保持稳定 [40] - 相较于2018年，2025年海外央行对美债的久期需求改善，持有长期美债规模增加480亿美元 [41] 加征关税对于海外美股需求的影响 - 加征关税被视为拖累美国经济的供给冲击，理论上需要更高的美股风险溢价补偿，从而压制估值 [44] - 截至2025年10月，海外投资者持有美股规模达21.8万亿美元，其中私人部门持有19.4万亿美元，占比89% [47][52] - 2012-2017年，标普500指数远期市盈率从12.4倍升至18.2倍（涨幅47%），叠加2018年关税冲击，海外投资者持有美股规模从8.4万亿美元降至7.6万亿美元（降幅9.5%）[49] - 2019-2024年，标普500指数远期市盈率从16.1倍升至21.6倍（涨幅34%），叠加2025年更大力度关税冲击，海外投资者持有美股规模反从18.9万亿美元升至21.8万亿美元（升幅15.3%）[51] - 相较于关税冲击力度，美股估值涨幅对海外投资者的需求影响更大，小幅加征关税叠加估值大幅上涨比大幅加征关税叠加估值小幅上涨更能抑制需求 [47][51] 海外美元资产需求的演变逻辑 海外私人部门美债需求的演变逻辑 - 过去十年，海外私人部门取代官方机构成为美债需求主力，截至2025年10月，私人部门占海外持有美债比例从34%升至58% [52][56] - 需求演变原因：全球贸易增长中枢下移（2008年后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区间从4%-10%降至-1%-5%）导致新兴市场外储增长停滞，而发达经济体进入财政紧缩+量化宽松环境，推升了对美债的配置（高收益/长久期）需求 [58][59] - 高收益需求：因美国中性利率更高，2012-2019年，10年期美欧国债利差从0.1%升至2.1%，美日国债利差从1%升至1.9% [62] - 长久期需求：欧元区和日本等DB型养老基金主导的经济体需要长久期资产，但其本国长期国债有效供给有限，而美债平均久期从5年升至6年，提供了供给 [65] - 2020年后，美国财政扩张推升中性利率和实际利率，美元走强，促使日本寿险公司等私人投资者削减汇率对冲比例（从62.8%降至45%），继续涌入美债市场 [66][67][69] 海外私人部门美股需求的演变逻辑 - 私人部门一直是增持美股的主力，截至2025年10月，其占海外持有美股比例从85%升至89% [52] - 增持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领先，支撑了更高的企业利润率 [70] - 2010年至2024年，标普500指数动态利润率从7%升至13%，高于斯托克600指数的10%和日经225指数的8% [74] - 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累计增长18%，而欧元区和日本增长停滞，差异主要源于上市科技公司，过去20年美国上市科技公司劳动生产率累计增长40%，欧洲则停滞 [74] - 劳动生产率差异源于美国在无形资产投资上的绝对领先：2010-2024年，美国无形资产投资规模从2.2万亿美元升至4.6万亿美元，德法日不足1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全球无形资产投资规模比重从57%升至62% [75] 投资组合多元化 vs 劳动生产率差异 - 海外美元资产需求正从分散风险（投资组合多元化）回归至追逐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经济基本面 [6][77] - 2002-200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储多元化背离劳动生产率差异，降低美元占比、增加欧元占比，将资金从高劳动生产率的美国投向低劳动生产率的欧洲，助长了南欧债务泡沫，随后泡沫破裂 [77] - 2009-2024年，外储配置向劳动生产率差异回归，欧元在外汇储备中占比从24%降至19% [77] - 同期，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的资产多元化则跟随劳动生产率差异，增加美元资产占比 [78] - 无形资产投资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难以通过产业转移快速弥合，其全球价值链要素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27.4%升至2019年的29.8%，产生的超额利润有三分之一流向北美，欧洲占比从24.7%降至16.5% [82][83] - 跟随此趋势，投资者的美股敞口不断扩大：2011-2024年，挂钩MSCI指数的权益ETF管理规模从3000亿美元升至1.7万亿美元，其中投资于美国的敞口占比从12%升至28%，对应约4400亿美元新增美股配置需求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