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该报告为世界银行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非投资机构研报，因此未提供传统的“买入”、“增持”等投资评级[1][2] 报告的核心观点 * 报告指出巴勒斯坦卫生系统面临不公平的财务风险保护以及由低效采购安排导致的不可持续的卫生支出水平，同时财政空间正在缩小[37] * 系统陷入单位成本高企、欠款堆积、药品短缺和公共部门投资有限的恶性循环[37] * 在短期和中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几乎不可能增加卫生财政空间，因此聚焦效率改革以改善包容性和有效的服务提供变得更为紧迫[37] * 报告提出了一个分四步走的优先实施计划，以逐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37]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1 健康结果 * 人口结构年轻，0-14岁人口占比38%，65岁以上人口仅占3%，正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38] *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低于大多数对照国家，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40] * 疾病负担快速向非传染性疾病转变，非传染性疾病占疾病负担的72%[41] * 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流行率非常高：34%的人口为当前吸烟者，61%超重，32%肥胖，78%缺乏足够身体活动[44] *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控制水平低，分别有59%和53%的病例未得到控制，显示初级卫生保健有待加强[46] 2 物理和人力资源、卫生系统能力和质量 * 卫生服务提供主要依赖公立机构，但呈现碎片化，缺乏以患者为中心的连续性服务[52] * 医疗设备和基本药物长期短缺，特别是在加沙，2022年有40%的药物缺货[54] * 由于过去十年长期投资不足，初级卫生保健的获取和质量停滞不前[56] * 医院床位分布不均且使用过度，每千人床位数为1.2张，床位占用率持续高于90%[57] * 人力资源面临重大制约，每千人医师、护士和助产士数量分别为1.4、1.76和0.21，低于世卫组织建议水平，且工资支出占卫生部预算超40%[61] * 缺乏护理质量数据，但高血压和糖尿病有效覆盖率低表明可能存在质量问题[63] 3 巴勒斯坦卫生系统筹资流动概述 * 卫生筹资系统依赖集中的预算编制和执行流程，卫生设施没有财务自主权[64] * 政府健康保险的缴费与政府其他收入在财政部层面合并，导致该计划无法有效分散风险或管理提供者和受益者[64] * 卫生部是卫生服务的唯一购买者，唯一的“主动”购买是针对转诊至私人和非政府组织医院的外部医疗转诊服务[65] * 截至2022年，加沙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部，与西岸的巴勒斯坦卫生部沟通甚少，部门重复设置且分开管理[66] 4 筹资和卫生支出 卫生支出按收入来源构成 * 2022年，卫生总支出达19亿美元，占GDP的10.5%，远高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平均水平（4.6%）及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8%）[31][69][71] * 人均卫生支出在2021年达到峰值362美元，2023年降至343美元[31][72] * 支出构成发生变化：中央政府计划占比从2010年的46%降至2023年的42%，强制性政府健康保险缴费占比从2%升至5%，自付支出占比从36%升至42%[31][74] * 自付支出从2010年的79美元增至2023年的143美元，表明财务风险保护存在不足[31][74] 一般政府卫生支出 * 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支出的14%，高于2013年的8%[31][75] * 公共部门欠款问题突出，卫生部门欠款在2024年超过9亿美元，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累计欠款的一半以上[31][77] * 2024年政府卫生支出降至20亿以色列新谢克尔（约6.29亿美元，人均112美元），自冲突开始以来下降了26%[32][80] * 政府卫生预算主要由工资（38%）和昂贵的外部医疗转诊（36%）主导，留给投资和其他运营成本的资源有限[31][80] * 2024年，大部分卫生支出通过欠款融资，净预算执行率降至56%[81][83] 自付支出 * 2016年至2023年间，人均自付支出从367以色列新谢克尔（96美元）增至500以色列新谢克尔（135美元），西岸增长显著（至668以色列新谢克尔），加沙略有下降（至254以色列新谢克尔）[34][92] * 2023年，10%的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高于2016年的8%），西岸最贫困五分位家庭的增幅最大（从4%到9%）[34][94] * 2023年，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面临因健康导致的财务困难，且集中在最贫困群体[34][98] * 患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群自付支出几乎是其他人的三倍（1,089以色列新谢克尔 vs 385以色列新谢克尔）[34][99] * 家庭卫生支出的70%用于药品，其次是门诊服务（21%），这反映了公立机构持续的药品短缺问题[34][103][105] 5 统筹安排：政府健康保险计划分析 * 覆盖巴勒斯坦人口的主要健康保险计划有四个：政府健康保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保险、私人自愿健康保险和以色列健康保险[33][109] * 约78%的人口至少享有一种保险计划，但22%的人口没有任何保险覆盖[110] * 政府健康保险覆盖约64%的人口，但缴费率低且设有上限，导致其筹资仅占卫生系统资金来源的9%[33][115] * 由于缴费在财政部层面统筹，政府健康保险管理机构既不履行资金统筹职能，也不履行购买职能，无法追踪按受益者划分的保险支出[33][116] * 福利包自2007年以来未全面更新，缺乏标准化价格/共付额，且未进行可持续性评估[117] * 政府健康保险计划数据有限，信息系统碎片化，缺乏连接患者层面的服务利用或支出信息系统[119] * 政府健康保险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才能成为有效的风险统筹机制，目前它更像一种指定用途的卫生税，而非保险模式[120] 6 购买安排 * 在缺乏购买者/提供者分离的情况下，卫生部是卫生服务的唯一购买者，主要依赖被动的购买方式，只有外部医疗转诊服务在政府健康保险框架内被主动购买[35][121] * 从私立医院购买外部医疗转诊服务依赖于按服务付费和按病例付费的混合方式，价格标准化面临重大挑战[36][122] * 2013年至2022年间，外部医疗转诊的数量和支出有所波动，2021年达到峰值（超11.3万例，支出14亿以色列新谢克尔），随后因冲突影响而下降[124] * 除外部医疗转诊外，政府健康保险或卫生部没有基于索赔的购买系统，现有信息系统需要协调[126] * 东耶路撒冷医院网络面临严重的欠款和财政限制，影响了其提供肿瘤服务的能力[127] 7 政策建议 * 报告提出了一个分四步走的优先实施计划[37][131] * 第一步：加强购买安排，聚焦福利包、定价和合同 包括整合卫生信息系统、定义关键绩效指标、更新福利包和基本药物清单、加强服务购买单位的购买能力、转向主动的索赔管理和按病例付费方式、标准化合同以及全面改革药品采购流程等[132][134] * 第二步：扩大公平的人口覆盖 [37] * 第三步：通过增加筹资和重新分配开辟额外的财政空间，特别是针对贫困和脆弱人群 [37] * 第四步：根据政策选择，加强和优化治理、立法、监管框架以及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