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与目标转变 - 2026年“十五五”时期，碳排放强度正式取代能耗强度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2] - 目标转变主因是能耗双控与双碳目标衔接存在偏差，其管控边界过宽且核算口径不精准[9] - 为实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超65%的目标，2025至2030年年均需下降约5%，高于原计划的年均3.7%[12][14] 历史考核与实施路径 - “十二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考核曾实现年均4.4%的降幅，超额完成17%的计划目标[4][26] - 该历史考核采用百分制并设一票否决机制，目标完成情况占比50分[19][22] - 近期山西、江西、宁夏等省市已出台差异化工作方案，例如山西建立“电-碳”数据快速评估机制[28] 重点行业与宏观影响 - 政策与数据均指向电力、钢铁、化工、建材为“十五五”降碳重点行业[29][31] - 历史经验显示，2014-2017年考核期内约70%的行业碳排放量下降，同时PPI回升[33] - 钢铁、非金属矿、有色等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量-价格弹性绝对值更大，供给收缩对价格支撑作用更显著[34] - 2014至2017年间，周期板块的超额收益与供给侧收缩政策节奏密切相关[35] 转型动力与风险提示 - 2010-2024年，上市环保设备公司营收增速与碳排放增速呈明显负相关，环保产业活力推动碳减排[15][16] - 风险包括历史经验失效、政策节奏与力度不确定、海外经济衰退超预期[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