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分析框架 - 经济体追求内部均衡（通胀稳定下的充分就业）与外部均衡（经常账户动态平衡）[1][12] - 债务杠杆率是内外均衡的重要支点，其持续攀升与财政货币纪律松弛相关，易引发通胀与贸易赤字[19] - 产业竞争力是实现内外均衡的基本保障，决定出口竞争力和货币实力，避免持续逆差与大幅贬值[1][26] 金本位时期 (1900-1913) - 金本位制对货币形成“强约束”，各国财政基本平衡，通胀温和，较好实现内部均衡[2][10] - 技术变革导致竞争力分化：1913年美国、德国制造业占全球约32%和15%，英国下滑至14%[31] - 外部失衡显现：美国、德国为贸易顺差国，英国、法国为贸易逆差国，失衡成为一战催化因素[2][46] 战争与危机时期 (1914-1945) - 受两次世界大战及大萧条影响，各国遭遇恶性通胀与严重通缩，内部持续失衡[3][49] - 英法内外失衡突出：英国债务杠杆率在二战期间激增至约250%，贸易逆差持续累积，加速其金融霸主地位丧失[3][49][57] - 美国凭借完整工业体系跃升为超级大国[3][48]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 (1946-1975) - 1965年为分水岭：之前经济繁荣、通胀温和、债务杠杆率显著下降；之后通胀压力普遍上升[4][61] - 美国贸易地位转变：1971年出现1900年以来首次贸易逆差，滑向逆差时代[4][74] - 德国制造业崛起：1970年德国出口额首超美国，1976年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升至约10.5%[73][75] 牙买加体系时期 (1976-2000) - 各国通过强力紧缩政策治愈大通胀，步入通胀大缓和时期[5][84] - 外部失衡表现为日本、德国持续顺差与美、英、法持续逆差[5][107] - 日本经济跌落：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与国内金融缓和政策导致资产泡沫，最终破灭引发通缩与政府债务杠杆率从27%飙升至142%[91][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