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维度 - 中国信用周期呈现“K型分化”，居民部门信用收缩，但企业部门信用扩张，企业信用（信贷+企业债+IPO）同比增量达数万亿元级别[9][10] - 企业信用扩张主要渠道是短期贷款和企业债券，特别是政策支持的科技企业倾向于通过科创债融资[12][13] - 企业信用周期自2025年第四季度以来启动，与全球科技及大宗商品周期共振，并叠加了美国的新一轮信用扩张[15] - 本轮中国企业信用周期的关键驱动是外需预期，企业信用扩张与出口金额（TTM，右移3个季度）趋势高度相关[18][19] - 过去一年宽货币（流动性驱动）是市场关键变量，社会存款（类M2）同比增加约数万亿元，与万得全A指数上涨相关[27][28] - 当前宽货币的本质在于人民币升值预期驱动资本流入，而非降息，企业结汇是跨境资本回流和国内流动性（企业存款）增加的主体[30][31][33][34] 美国经济视角 - 美国经济呈现“K型分化”，高净值群体拥有健康资产负债表，其存量抵押贷款利率约4.2%，显著低于新发抵押贷款利率6.1%，可通过再融资贷款支撑消费和资产价格[53][56][57] - 美国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强化机制，能被动压低实际利率并压缩信用利差，导致抵押贷款实际利率处于三年低点，支撑信用扩张[68][70] - 美国“先富带后富”现象显现，高净值群体的信贷扩张稳定了经济预期，正带动新举债群体（如住房购买者）的信用活动复苏[65][66] 央行政策与汇率 - 汇率是观察中国央行政策态度的关键变量，近期汇率从被动升值转向主动升值[81][96][97] - 央行观察到企业近五年来首次出现超额结汇，待结汇规模约1.16万亿美元，且企业结汇倾向与美元指数脱钩[90][91][93][94] - 央行的政策思路体现为“对冲式”宽松，旨在同时呵护实体企业、稳定汇率波动和维护金融体系[99][105][106] 资产定价锚点 - 美元指数是影响外资持仓中国资产（股票）及中国主要股指（如恒生指数、万得全A、上证综指）的关键反向锚点[109][110][115][118][119] - 人民币汇率与外资持有中国资产的规模存在关联[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