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增长模式 - 韩国在1961年GDP仅为朝鲜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通过30多年接近10%的年均GDP增长率，在1990年代跻身发达国家，21世纪后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3] - 韩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仅用19年，远低于日本的39年、美国的54年和法国的104年，这种快速工业化被称为"压缩现代性"[4] - 韩国产业迭代迅速，从早期工业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这些变化在不到半个世纪内完成，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导致韩国人频繁遭遇职业变化[4] 家庭在韩国发展中的作用 - 从1960年代开始，韩国军政府以家庭为主要制度框架调动社会和经济资源，控制当地民众，形成动员式经济发展，使韩国成为一个"家庭现代性国家"[5] - 韩国家庭承担了公共教育职能，在子女教育上采取无限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投资，为国家发展积累人力资本，韩国的"学历斗争"不亚于"阶级斗争"[8] - 韩国大多数普通小规模商业经营由家庭出资或家庭人员组成，财阀高管之间几乎都有血缘或婚姻关系，在所有权和管理方面由家庭控制，形成"家族资本主义"[8] - 农村家庭为在城镇的子女和兄弟姐妹提供搬迁、教育、培训、创业、食品、救济等费用，既为韩国工业转型作出贡献，也承担了社会转型成本[8] 社会福利与家庭负担 - 韩国在"先增长，后分配"战略下实现经济增长，但政府对社会再生产采取"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立场，将福利责任转移给家庭[8] - 韩国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经济落后于自己的东南亚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在社会保障项目的花费一度只有它们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8]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没有为国民提供社会安全网，失业者只能向家庭求救，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导致家庭承担高昂的私人补课费用，人均每月超过2000元人民币[8] - 当阶层跃升困难、贫富差距拉大时，韩国家庭因教育、住房等投资成本高不可攀而"累了"，开始出现"家庭罢工"现象，表现为极低生育率、晚婚、离婚、独身等现象[8] 教育竞争与危机 - 韩国教育竞争激烈，家庭对教育过度投资，导致优秀学校和补课机构附近房价被推高，政府对公共教育承担的责任过低曾是联合国关注的人权问题[8] - 激烈竞争导致的教育危机使中高收入韩国家庭转向"教育移民"，但即使到了澳大利亚等地，韩国人会复制过去的文化，将孩子送入最具竞争力的学校和课后补习班[8] - 韩国教育体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男性为主体转变为21世纪以女性为主体，几乎所有受教育的女性都会进入就业市场，教育对男性和女性都越来越重要，竞争变得更加激烈[19][20] 社会经济问题表现 - 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低至0.72，也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天近40人自杀，同时是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政府规定的每周最长工时最高时接近70小时[3] - 韩国年轻人自称"N抛世代"，指抛弃恋爱、结婚、生子、人际关系、就业与梦想等人生愿望，或称为"粉红"族，代表"低收入、没有孩子"[3] - 韩国医生人均年薪超过20万美元，约是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的5倍多，折合140多万元人民币，医学专业在韩国成为垄断性高收入职业[25] 财阀与经济结构 - 韩国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的总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2012年超过了70%，业务渗透到韩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28] - 韩国财阀的一大变化是外资占据约一半资本，华尔街不再批评财阀因为它们成为财阀的一部分，韩国财阀在全球资本主义基础设施中站稳脚跟[28] - 韩国公司雇用了500多万中国和越南工人，比韩国国内雇佣的所有韩国工人总数还要多，从就业角度韩国资本主义的跨国性大于本地性[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