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起源与机制 - 当前全球经济与货币体系基于美式全球化三大机制：美元作为单一主导货币、美国需求作为全球增长来源、资本流动不受限制[3] - 美元体系形成巨量双边贸易流动（美国生产货币/出口需求，非美囤积货币/出口供给）和双边资本流动（美元信贷/存款、资产/负债链接全球）[3] - 非美经济体高增长需求和资产配置需求推动美元体量持续扩张，使美元体系规模远超美国本土经济[4] 全球化收入再平衡 - 柏林墙倒塌与中国入世带来巨量适龄劳动人口涌入，实现美元区域内收入向低成本工人转移[6] - 老龄化经济体转移本国劳动收入，全球平均工资下降拉平菲利普斯曲线，压制通胀[6][9] - 发达经济体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与新兴经济体高增长/高通胀弹性/高利率共存，投资需求转移至新兴市场[9] 企业部门优势 - 跨国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享有低利率、灵活税收身份和全球化市场收入[12] - 以苹果为例：占据全球手机市场极高份额，生产基地部署于劳动力成本最低经济体[13] - 企业具备跨境身份复制能力，主权和居民部门受国界/公民身份限制[16] - 大药企案例：全球供应链切碎、多币种融资、避税自由、全球资产配置[17] 美国政策应对 - 拜登/耶伦推行"供给侧经济学"和"全球税制"试图回流制造业和税基[16] - 特朗普关税政策本质是"全球税制"变体，无差别征收防止转口贸易和FDI规避[21] - 关税政策缺陷：未涵盖服务贸易（如荷兰/瑞士收入来源），未针对本国企业部门[25] 国际货币体系挑战 - 欧洲扩大国防开支、中国转向消费驱动试图替代美国总需求，但模式转型需十年周期[26] - 关税成本承担者三选一：美国消费者（拖累增长）、企业（利润下降）、他国（收入/汇率牺牲）[26] - 美元储备地位可能因多边结算格局和资产配置转向多币种/超主权资产（黄金/BTC）受冲击[33] 潜在解决方案 - 联邦中央基建基金设立、反向马歇尔计划、科技巨头反垄断、托宾税引入等系统性改革[34] - 美元体系三率逐底：零利率（低通胀）、税收竞争低税率、汇率贬值争夺贸易份额[37][39] - 通胀目标制作为全球货币锚定本国价格的合理性存疑[39] 结构性矛盾 - 特里芬难题/N-1问题/三元悖论揭示体系失衡[42] - 美国三重矛盾：本土国家/美元区管理者/全球秩序主导者身份冲突[42] - 经济部门错位：主权/企业/个人全球化能力不匹配[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