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商业与政治特质 - 敏锐的嗅觉和强大的表演力帮助特朗普从商人转型为政治人物，精准抓住美国"沉默的大多数"（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的诉求，提出"MAGA"、"America First"等口号，并在2016年和2024年大选中获胜 [4][5][6] - 标志性的"极限施压"策略：激化矛盾、推向灾难边缘以达成交易，这一策略源自其1987年畅销书《交易的艺术》 [5] - 第二任期将关税作为外交手段，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1.15万亿美元，占全球逆差国家总和的39%，较2017年增长34% [6] 同盟操戈与利益优先 - 特朗普倾向于让盟友承担更多成本，认为依附性强的盟友应支付更高"加盟费"，这一思维早在1988年电视采访中已显露 [9] - 第二任期对政治盟友（如马斯克、贝佐斯等）采取强硬政策，导致其财富缩水：马斯克净资产减少1290亿美元（-42%），特斯拉股价跌超40%；贝佐斯缩水422亿美元（-21%） [10][11] - 在俄乌冲突中向乌克兰施压以获取矿产权益，对北约、欧盟同样采取"付费保护"逻辑 [10] 政策灵活性与选民基本盘 - 特朗普以利益为导向灵活调整策略，例如在对等关税引发金融动荡后迅速边缘化鹰派人物纳瓦罗，转而启用偏鸽派官员稳定市场 [13] - 美国后50%家庭仅拥有全国2.5%财富，资产中房地产占比近50%，股票不足5%；前1%家庭股票占比超40%，贫富差距悬殊构成其基本盘特征 [14] - 关税政策导致通胀风险，但后50%选民更惧怕通胀而非股市下跌，这解释了为何拜登任内经济过热却败选 [14] 国际博弈与潜在风险 - 对等关税制造全球"囚徒困境"：各国妥协则美国独享利益，集体反制则冲击最大，可能迫使特朗普让步 [14] -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使极限施压策略效力下降，同盟操戈可能引发反制（如资本出逃、美元贬值、美债利率飙升）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