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新框架变化 - 央行形成质押式逆回购投放短期流动性、买断式逆回购投放中短期流动性以及MLF、存款准备金率和二级市场买国债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的期限结构 [1][12] - 利率市场化进程推进：2013年推出LPR集中报价机制，2015年建立利率走廊机制并放开存款利率上限，2019年深化LPR改革与MLF挂钩形成"MLF→LPR/10年国债→存贷款利率"传导机制 [4] - 利率走廊收窄至70BP，上下限调整为7天OMO利率±50BP/20BP，隔夜回购工具由央行直接向一级交易商操作增强调控灵活性 [6] - MLF退出政策利率功能，LPR改为参考7天OMO利率加点报价，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靠拢 [8] - 新增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工具，MLF余额降至4.66万亿元（占央行总资产10%），较峰值17%显著缩减 [10]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现状 -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使用率超50%，而地产、养老、交通物流类工具使用率不足10% [2][18] - 长期性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和多数阶段性工具设有限额，仅PSL等少数工具无额度限制 [18] - 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定向支持新经济领域，2024年新增证券/基金/保险互换便利及股票回购专项再贷款 [15] - 养老、地产类工具遇阻因行业规模受限、审批严格（如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收储价格低、开发商意愿弱）及多部门协同难度大 [19] - 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使用率下滑因企业已完成设备升级、财政贴息优势减弱及市场利率下行 [23] 利率市场影响 - 市场利率出现三类倒挂：7天与隔夜利率倒挂（DR007与DR001价差收窄）、短端与长端利率倒挂（DR007上行80BP至2.33%而10年国债震荡）、短期与长期国债利率倒挂 [3][29][31][33] - 收益率曲线平坦化：1-3年期国债利率上行幅度显著大于长期限国债，因央行暂停买入短债操作（此前累计注入流动性1万亿元） [33] - 利率传导机制受阻表现为短端偏紧（资金成本上升）与长端宽松（降息预期升温）矛盾共存，机构倾向卖短换长 [31] - 隔夜利率对资金供需反应更灵敏，新利率走廊机制使DR001与上下限期限匹配度提升 [29]